我从小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好孩子。九岁时父母送我去住校，我没反对。插班插错了，我比同班同学都小一岁，我没吭声。宿舍里受欺负，我从来没告状。12岁又给弄去美国，背井离乡，我只当光荣。听不懂英文，我只当单词不够，接着死记硬背。我觉得我其实是个好孩子，这么多变化我都忍过来了，似乎从来没有跟父母抱怨过。
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我给自己刨了一个坑，居然和那种“反动封建”的文化势力站在一条线上，要求中国人继续忍下去。
直到有一次，看孟京辉的话剧版《活着》，我才恍然大悟。我喜欢孟京辉的戏，他的艺术表现手段永远那么当代，他是在玩戏剧，而且玩得如鱼得水。看他的戏总是觉得不陌生，但是又新鲜，很享受，但是不肤浅。
演出是在中国大剧院。
《活着》的书我很早看过，电影也看过，但是细节已经忘了。《活着》的话剧很好看，讲了一个败家子逆来顺受的故事，是中国版的《悲惨世界》。孟京辉在波浪般的悲情中穿插了一些当代情节的歌舞和小品，于是苦海中突然就有了喘气的机会，就不觉得那么苦了。
大概在看到这个情节——剧中主人翁福贵意识到，如果他没把家里最后的田地输光，那么在“土改”中被枪毙的“地主”就不是他的赌友龙二爷，而是他自己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们很会给自己的苦难找自我麻醉的借口，总是跟自己说“吃亏是福、吃亏是福”，我们认为这是美德。
但在苦难中逆来顺受真的是一种美德吗？
我看不得中国艺术中的苦难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们所有的苦难不能升华，我们就泡在一池塘的苦水里面来回扑腾。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很惨，但是有了主教的怜悯和保护，主人公冉阿让也从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变成了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他的养女爱上了革命青年马洛斯，马洛斯在起义中负伤昏迷，冉阿让救了他。最后在女儿有了好归宿之后，冉阿让带着赎罪的爱离开人世。冉阿让的态度告诉我们，他的苦难已经升华到一种智慧和价值观念。
如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太戏剧化，那你也许喜欢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
在《愤怒的葡萄》里面，约德本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忍受的人，不然就不会进牢房了。美国的经济萧条使他被迫去西部当长工，而最后，他因为反抗剥削而第二次出逃。
《活着》、《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都是叙述人间苦难的文学著作，都被拍成电影（甚至不止一版），也都被搬上舞台。但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活着》的苦难是没有解脱的，主人翁的一切不幸永远不会带来半丝反抗的精神，而当历史的变迁，把他原来的不幸（丢了100亩地）变成了后来的侥幸（没把他当地主枪毙），他还觉得赚了。他不会反抗，他只会受着。这是中国式苦难和法国、美国式苦难的区别，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比任何民族都强大。
这是好事吗？这么能忍受，难道不是去纵容暴君吗？这么听话，难道不是放弃生命吗？
是佛教？是孔子？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这么老实、这么能屈不能伸、这么逆来顺受、这么乖、这么听话？
如果那么大的苦难都不能让我们获得冉阿让的升华和约德的反抗，那也许我们这群人就是福贵的命，真的也就活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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