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到上海谋职。那时上海由一位军阀占据，军阀下面有个处长是我们临沂同乡，经由他推荐，父亲做了那个军阀的秘书。
那时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埠，每年的税收非常多，加上种种不法利得，是谋职者心目中的金矿宝山，父亲能到那里弄得一官半职，乡人无不称羡。可是，据说，父亲离家两年并没有许多款项汇回来，使祖父和继祖母非常失望。
大约在我出生后一年，那位军阀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父亲在乱军之中仓皇回家，手里提着一只箱子。那时，手提箱不似今日精巧，尺寸近似19寸电视机画面，厚度相当于一块砖头，这只箱子是他仅有的“宦囊”。
箱子虽小，显然沉重，乡人纷纷议论，认为这只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定是金条，甚或是珠宝。一个庞大的集团山崩瓦解之日每个成员当然抓紧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上海不是个寻常的地方啊，伸手往黄浦江里捞一下抓上来的不是鱼是银子。乡下小贩兜售的饼干，原是上海人拉出来的大便！
可是，我家的经济情形并没有改善，依然一年比一年紧张，遣走使女卖掉骡子，把靠近街面的房子租给人家做生意。乡人伫足引颈看不到精彩的场面，也就渐渐地把那只手提箱忘记了。
我初小结业，升入高小。美术老师教我们画水彩，我得在既有的文具之外增添颜料和画图纸。这时，父亲从床底下把那只箱子拿出来。箱子细致润泽，显然是上等的牛皮。
他把箱子打开。
箱子里装的全是上等的白纸！
那时候我们的学生使用两种纸，一种叫毛边纸（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米黄色，纤维松软，只能用毛笔写字；还有一种就是今天的白报纸，那时叫新闻纸，光滑细密，可以使用钢笔或铅笔。那时，新闻纸已经是我们的奢侈品。
父亲从箱子里拿出的纸是另一番模样：颜色像雪，质地像瓷，用手抚摸的感觉像皮，用手提着一张纸在空气中抖动，声音像铜。这怎会是纸，我们几曾见过这样的纸！那时，以我的生活经验，我的幻想，我的希冀，突然看见这一箱白纸，心中的狂喜一定超过看见了一箱银元！
当年父亲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纸。当年云消雾散，父亲的那些同事分头逃亡，有人携带了经手的公款，有人携带了搜刮的黄金，有人拿走了没收的鸦片，有人暗藏银行的存折。父亲什么也没有，特别打算什么也不带。
他忽然看到那些纸。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异常爱纸，何况这些在家乡难得一见的纸。紧接着他想到，孩子长大了也会爱纸、需要纸，各种纸伴着孩子成长，而这样好多纸会使孩子开怀大笑。他找了一只手提箱，把那些纸叠得整整齐齐，装进去。
在两个三代同堂、五兄弟同居的大家庭里，继祖母因父亲失宠而嫌恶母亲，可是母亲对父亲并没有特别的期望。母亲当时打开箱子，看了，抚摸了，对父亲说：“这样清清白白，很好。”他们锁上了箱子，放在卧床底下，谁也没有再提。
倏忽七年。
七年后，父亲看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我得到那一箱纸顿时快乐得像个王子。由于纸好，画出来的作业也分外生色，老师给的分数高。
高小只有两年。两年后应该去读中学，可是那时读中学是城里有钱人的事，父亲不能负担那一笔一笔花费。他开始为我的前途忧愁，不知道我将来能做什么。但是，他不能没有幻想。他看我的图画，喃喃自语：“这孩子也许能做个画家。”
我用那些白纸折成飞机，我的飞机飞得远。父亲说：“他将来也许能做个工程师。”
我喜欢看报，尽管那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旧报。我依样画葫芦自己“做”了一张报纸，头条新闻用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大边栏用司马光打破水缸。这又触发了父亲的幻想：“这孩子将来也许能编报。”
有一次我带了我的纸到学校里去炫耀，一张一张赠送给同学，引起一片欢声。父亲大惊：“难道他将来做慈善事业？”
父亲也知道幻想终归是幻想，他用一声叹息来结束。这时母亲会轻轻地说：“不管他做什么，能清清白白就好。”
清清白白就好。我听见过好多次。
现在，我母亲逝世50年了，父亲逝世也将16年了，而我这张白纸上已密密麻麻写满了几百万字。这几百万字可以简约成一句话：“清白是生命中不可忍受之轻，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虽然写满了字，但每个字的笔划都很清晰，笔划间露出雪白耀眼的质地。白色的部分，也是笔划。可以组成另一句话，那是：“生命无色，命运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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