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我们18岁。当我怯生生地把三张百元大钞递进售票口的时候，满脸胡茬的售票员操着很浓的京腔问我们俩：“嘿，多大了你们？”
“18岁。”我回答。
我说的我们俩指的是我和耗子。
耗子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我们在高考前五个月来到北京，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并画了平生最得意的一张油画。
考完最后一场出来，耗子在美院的围墙边忐忑不安地问我：格子，你感觉我们能行吗？我长吁了一口气并回忆着考试的每一个细节，然后说没问题。耗子再没说话，抬头看着头顶上的阳光。明媚的光线从天空柔和地直打下来，经过树枝的时候被划得更加细密，在我们的头顶化作一片金黄，耗子的轮廓被光线分割得更加分明。
大街上已经车水马龙，时过正午，天气开始变冷，我们呵着凉气由南往北奔跑在北京西站前面的过街天桥上，双肩包在背后一颠一颠地拍打着我们的屁股，脚下是穿梭着东西来往的汽车和行人。那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西安，黄土高坡和白羊肚手巾，鲜艳的红头巾和豁亮亮的信天游。
耗子说这次出门让我有一种感觉，他说我们好像在私奔。
晚上，我们栖息在一个临街的小旅店里，隔窗可以看见对面的小吃摊，凉皮、羊肉泡、麻辣烫。这是我们理想中的旅店，不是太奢华但是干净温暖，敲敲墙壁就有服务员送来热水。想吃东西了，隔着窗户跟对面小摊打个招呼，笑容满面的摊主就会把包好的小吃递过来，收钱找零。在这样的天气里裹一条被子围坐在床上，聊聊天、看看电视甚至干坐着都是一种享受。
第二天的计划是登古城墙。
经过一条狭窄的阶梯，我们登上了城墙。上面有个小广场，平坦开阔，头顶是蓝蓝的天。广场上有火炮、战车和一些攻城器具，都是后来仿造的。沿着城墙往前走，脚下青灰色的砖变得破碎斑驳，道路坑坑洼洼。风很大，太阳很快躲到云层里去了。我们插着兜溜着墙边儿走，看到墙根下立着一排一排的老式青砖瓦房，房顶用油毡、泥灰板搭盖着，房子之间搭了一些竿子，晾了红红绿绿的衣服。红砖房里的人以捡垃圾为生。我们停下来，坐到城墙的围子上，两脚伸到墙外——这是一个危险的姿势，因为只要一欠屁股或者后面有人轻轻一推，我们就会从十余米高的城墙上掉下去。
耗子说他喜欢用这种姿势欣赏眼前这种破败的景象。站在城墙上看城墙根住在红砖房子里的人，他们生活得平淡而辛劳，但是有满满当当的幸福。晚上听听收音机里传来的微弱电波，在嗞啦嗞啦的噪音中睡去，梦里会有白天看见的漂亮姑娘，洁白无瑕，笑容甜美。耗子说就想这样过下去，也许等到有一天，红砖房里的人捡的垃圾快要堆到城墙的时候，我就会义无反顾地顺着垃圾滑下去，娶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住进红砖房里，过安稳平淡的日子。
耗子还想继续说下去，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我听见他电话里传来厚重的男中音……昨天就该考完了吧？
嗯。
今天去买票，明天就回来吧，我下午去车站接你。
好吧。耗子犹豫了一下。
耗子问我，格子，你说我们这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流浪？
我想了想说，应该算吧，也许流浪需要的只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心态和感觉。
耗子点燃了一支烟。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流浪，他喜欢陌生城市带给他的新鲜感和不为人知的某种快感，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想念爸爸妈妈了。他说其实他考中央美术学院是为了爸爸妈妈在收到通知书后那会心的一笑，他只想坐着不同的火车开往不同的城市，画下城市里或繁华或破败的种种景象。他说他在天安门前拍的那些照片是违心拍下来安慰爸爸妈妈的，他只想让爸爸妈妈感觉他是个很安分很正常的孩子，会像普通人一样在天安门大会堂前拍下照片拿回家摆在客厅显眼的地方，会按照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最终也会磨平了棱角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得很幸福。这样他们就能心安了。
我们就这样，为了爱，一点一点简单地与现实讲和，向这个社会妥协，放弃自己一直坚持的东西。也许对于倔强的孩子来说，这是上帝让我们长大的最好最仁慈的方式。
当天晚上，我们坐十点的火车回了家。凌晨四点，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耗子撮起嘴唇，打了一个响亮的口哨，哨声划破黎明前昏暗的夜空，传了很远。
一个月后，我的生日，耗子托人带给我两张碟片，打开看时，第一张记录了我在西安的许多情节，原来耗子一直在偷空拍我而我一点也不知道。另一张耗子说是附赠的，就是我拍他唱着歌走在长安街上的那张。耗子还带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其实那天从出站口出来的时候，我就结束了我的上半场青春，我没有准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它的下半场，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
他说格子你知道吗，我喜欢西安，是因为西安的风很大，可以吹断风筝的线，并且让断了线的风筝自由飞翔，不会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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