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初中三年最快乐的记忆是童子军训练。战时的少年比较勇敢，因为是真正的天真，爱国更绝不落后。
那年重庆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后，我们选了一队童子军代表走路进城去共赴国难。走了大半程，只见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焦黑尸体由军队运出城，指挥者问带队老师：“这些娃儿（四川话）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
我们站在路边拼命哭，一面唱：“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高……”据说回校后，老师被记了大过。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我至今仍记得有次到歌乐山麓去练旗语的情形。我认真地传递敌情，觉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为童子军必须日行一善，每次经沙坪坝镇上回家的路上，总希望能帮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时的沙坪坝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师生数万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镇，轮不到童子军去日行一善，颇令我们感到无用武之地。
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浅蓝短袖的制服，从家门口小坡走上田埂，在一低头之际，我看到了稻田水里一个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长衫的我啊！我正伸着双手保持平衡，满脸的快乐与专注。头上的天那么高，那么蓝，变化不已的白云飞驰过去。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间，照了那么大的镜子。
烽火烧得炽热，炸弹声伴着我们的读书声。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环境成长的孩子比起来，较具忧患意识，懂事得早，心灵却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么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正因如此，剩下的一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老师说：“不好好做人，就会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来就会被炸死那样地谨慎恐惧。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
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的：“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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