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如何在父亲郎国任的严苛教导下成为国际钢琴大师的故事家喻户晓。而在他远离故乡、在北京和国外求学的漫长岁月中，有一位女性的心痛、隐忍、酸楚和坚强鲜为人知，却不可忽视。她就是郎朗的母亲周秀兰。在长达8年的时光里，她与丈夫、儿子分居两地，孤守沈阳，为郎朗的成长提供必需的经济保障，也是郎朗沉重幽暗的童年岁月中一抹珍贵的阳光和亮色。
夫妻、母子忍痛分离
1990年初夏，我和丈夫郎国任做出了一个艰难的、痛苦的、近乎疯狂的决定。
儿子郎朗从3岁开始学弹钢琴，很有天赋。他的第一位老师朱雅芬教授告诉我们，如果要让孩子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到北京去。我试探着问丈夫：“亮亮（朗朗的小名）想让我跟他一起去。”郎国任说：“这不可能。我们需要你挣工资，好供我和郎朗在北京生活。”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意味着郎国任要辞去他在公安局的工作。这决定很疯狂，却是必须的。最后我们决定：郎国任辞去公职，陪儿子远赴北京；我留在沈阳，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不久，郎国任先去了北京，打听学校，租房子。很快，我带着郎朗来到北京。到了租住的小区，我心里一凉。这显然是一个低收入居住区，公寓楼破败不堪，街上到处是垃圾。我有点想打退堂鼓：“我们还是回沈阳吧，至少一家人可以在一起。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委屈孩子了。”郎国任大声说：“你不要影响儿子的未来。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就算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
安顿好一切，我要回沈阳了。郎朗一下子扑过来，紧紧地拉住了我的外套，说什么也不肯放手。我狠心地掰开儿子的小手，冲出了房间。我刚下了一层楼，身后就传来了郎朗的琴声。郎国任已经在逼儿子弹琴了。
我心神不定地回到了沈阳的家。看着散落一地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杂乱物品，看着空荡荡的床铺和衣柜，我瘫坐在地上，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一个女人独居，什么活都得自己干。一次，家里的灯泡坏了，我踩着凳子站上去，脚下不稳，连凳子带人摔了下来，膝盖磕肿了，手臂擦破了，鲜血直流。要换煤气罐了，我扛着沉重的铁罐上楼，每上一层就停下来喘半天。一年冬天，沈阳突降暴风雪。半夜时分，狂风夹杂着雪粒呼啸而来，窗户被吹开了，玻璃被撞得粉碎。我裹紧被子，瑟缩着躺在床上，心惊肉跳地过了一夜。第二天风停雪止，我打扫地上的碎玻璃时，一不小心左脚被玻璃割了个大口子。我忍住疼痛，一瘸一拐地取来家用医药包，洗净伤口，擦上药膏，再用纱布包扎好。做这一切时，我的泪水一刻也没有停止。
这些苦和累都不算什么，最让我心痛的是郎朗。每次我去看他，离开时，他都抓着我的衣服不放，像天塌了似的大哭。我心里难过，可又不得不狠心地推开他。每次从北京回沈阳，我都像大病了一场。
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恨不得儿子在睡梦中都在练琴。一次，我本来准备好了去北京，临出门前，郎国任打来电话说：“你不要来了。”我诧异地说：“我都准备好了，再说郎朗想我了，我也想他了。”郎国任冷硬地说：“正因为这个，你不要来。你一来，郎朗就会恋着你，就不专心练琴了。”放下行李，我泣不成声。也许郎朗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练琴，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不需要母爱了吗？
还有一次，郎朗和我一起坐火车回沈阳，我们母子俩坐在一起聊天。没多久，郎国任气冲冲地对我说：“够了！你和郎朗说得够久的了。他这会儿应该学英语，应该熟悉他在沈阳要弹的曲子的曲谱。”我哀求道：“郎朗和我在一起，就这么一点时间，这对我们俩都很重要，一个成长中的男孩需要有时间和母亲在一起。”郎国任说：“你这么宠着他，把他弄得一点毅力都没有。你以为你是在帮他，其实是害了他。”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拼命止住泪，我不想让郎朗看了难过。
朗朗的目标是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郎国任百般托请才为郎朗找到了一位知名教授，据说经过这位教授的点拨，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就胜券在握了。可教授教了郎朗几个月，觉得他并非天才，决定放弃他。
我去北京时，看见郎朗的嘴上起了满满的水泡，心里那个痛啊：“亮亮，你嘴上怎么起这么大的泡啊？”郎朗说：“妈，我是想您想的……”什么样的思念才能让孩子如此可怜！我忍住泪告诉他，让他在日历上记下妈妈要来的日子，然后一天天画掉。我再去北京时，郎朗把一张画满了红杠的日历拿给我看：“妈，您看，我想了您这么多天……”我搂着儿子，泪如雨下。
处处坎坷的母爱之痛
1993年，郎朗荣获第五届“星海杯”全国少儿钢琴比赛专业组第一名。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长篇报道，报道了钢琴神童郎朗的成长经历。同事看到了，说郎国任逼郎朗。我大吃一惊，赶紧找来报纸看。原来，我不在北京的几个月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郎朗被音乐学院的教授拒绝后，郎国任陷入了极端的失望与迷茫之中。他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儿子。一天下午，郎朗因为在学校给合唱团排练伴奏，回家稍晚了一点，郎国任对郎朗大发脾气。他把儿子拉到公寓11楼的天台上，歇斯底里地拿出一瓶药性很强的抗生素，逼儿子吃下去。郎朗拼命地躲开了他。郎国任拉着儿子尖叫道：“那你就跳楼！跳下去死！”郎朗拼尽全力才挣脱了他的手，逃回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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