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格塞那一眼引起的。
战事一天天紧张，但格塞仍忘不了每天的晨跑。俄罗斯清晨里的气息和故乡格斯堡差不多。这天，他刚刚晨跑回来。便见两个党卫军押着一个苏联人往临时营地后的那片橡树林走去。这是去执行死刑。昨晚，这个可恨的俄国佬带着同伙袭击并炸毁了党卫军的一辆军车，党卫军却只抓到他一个人。此刻，格塞和犯人几乎擦肩而过，他向犯人斜扫一眼，但就是这一眼，使他猛然停住脚，急转过身来。
犯人的右手被抬起绑在后颈上，全身和脸上都是血污。看年龄，已过中年，但向前走，头是昂着的。他的左手习惯地摸揉着外套上部的一颗纽扣。就是这动作，使格塞一下子便断定这个人是谁了。格塞一生都忘不了他！
他，这个可恨的俄国佬，曾在球场上毫无道理地判过格塞的死刑，给过格塞一张死亡的红牌。那场比赛结束后，格塞曾冲上去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当时没有还手，仍是这样从容地左手摸揉着上衣的纽扣⋯⋯
这场足球几乎毁掉了格塞的一生！热恋中的姑娘离他而去，骂他是“被人逐出赛场的屠夫”。于是，他恨恨地永远离开了足球，进了军校。
今天，他终于落在了格塞的手里。格塞猛地一跺马靴：
“站住！”
去执行枪决令的两个党卫军咔地立定。
“巴尔斯，你一人跟我去就行了，我要亲自处决这个罪犯。”
“是，长官。”巴尔斯一举手。另一个党卫军转身向营房走去。
格塞，要报那红牌之仇。
橡树林到了。
巴尔斯停住脚，端起了枪。犯人也停住了脚，但没有回过头来。
格塞一边摘着手套一边走到犯人的背后。
“犯人，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
“还有这个必要吗？请吧，法西斯野兽。”
“回答我！”格塞咆哮道。
“我说过：阿廖夫。”
“哼，好个阿廖夫。我原来以为你这个布尔什维克多么坚强，可是你害怕了，连真名都不敢说出来。大名鼎鼎的足球法官安德列夫先生，你回头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还认识吗？”
安德列夫回过头来，穿过记忆很快认出前面是谁了。两个人的目光顿时相撞。这一刻，两人都有一个奇怪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足球和足球场，具体到那一场对两人来说记忆都非常清晰的比赛。
安德列夫抬头望了望天，然后闭上了眼睛，说：“格塞，我是安德列夫。可你身上的这身军服让我看了恶心！我认识的格塞只是那个出色的德国前锋格塞，我想那个格塞早已死了。那个作为球员的格塞如果不死，决不会堕落成为一个践踏着别国领土的法西斯匪徒⋯⋯”
“闭上你的臭嘴，我不是来听你这些的！我只问你一句：那场球，给我的那张红牌你亮得公平不公平？”
安德列夫沉默了片刻。
“你说呀！在球场上你不是以公道著称的吗？你还是拿出裁判的身份说，可你要记住，不要昧着你的良心！你们不是最讲良心吗？”格塞逼近他的脸。
“好，我说，以我一个裁判的良心。那张红牌，公平，太公平了！”
“混蛋！！”格塞拔出手枪，顶住安德列夫的脑门。他气得要发疯了。
安德列夫笑了，“格塞先生，是不是再数着一二三，以开枪来逼我说‘不公平’三个字？”
“杀你还用什么一二三。告诉你，我委屈，我一直咽不下这委屈。我相信我这委屈也会折磨你，因为你曾是一个公道的裁判。既然你如今不再公道了，也就证明你的确并不公道。对不起足球的，是你！请记住，这就是你死前我要告诉你的。”格塞大踏步退后，向身后的党卫军一挥手，“巴尔斯，执行吧！”
“请。”安德列夫说，转过了脸去。
巴尔斯慢慢举起了枪。
瞄向安德列夫的枪口有些晃，迟迟没有开枪。
“巴尔斯！你这个混蛋，为什么不开枪？”
“报告上尉，我有话要问他。他判你的那张红牌有误。”
“你？你怎么知道那场球？”
“报告上尉，那场球我看了，我是个球迷，那时正读中学。”巴尔斯一边仍举枪瞄着安德列夫，一边回答道。
格塞一愣，朝他将手套向下一甩，示意他先放下枪。安德列夫也有些吃惊地回过头来。
巴尔斯对安德列夫发问了：“第一，守门员扑那个球和格塞上尉铲射那个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你已判了此球进球无效，再罚他红牌是否过分？第二，据比赛期间的报纸说，你踢过前锋，性格也曾是暴躁的，那么请问，当赛后格塞上尉打了你一个耳光时，如果你判得正确，为什么你对记者说‘我理解他的心情，请不必指责他’？假如我没猜错的话，你对这红牌判得有愧，是不是？”
安德列夫盯着巴尔斯半天，说：“你是个很不一般的球迷⋯⋯现在我来解答一下。”他用那只左手捡起一根树枝，吃力地在地上画起了比赛的示意图。左手太不方便，树枝头太秃，线画得不清，弯弯曲曲。格塞和巴尔斯也马上蹲下来。格塞鬼使神差地从腰上拔出匕首，把安德列夫手中的树枝接过削尖，看了一眼他绑在脖子后的右手，竟把那绳子也割断了。巴尔斯则接过树枝，重新画了个长方形的球场示意图，然后把树枝递给了安德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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