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4日，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
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宁静，警车在大学生汤米•怀特洛的家门口戛然而止。睡眼惺忪的汤米从床上被拉起来，警察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陷入了一桩罪行严重的案件。面无表情的警官向汤米口述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经过搜身，汤米的双手被扣上了手铐，警车呼啸而去。一小时后，经过登记和留印指纹，汤米被蒙上眼睛，押送到斯坦福县监狱。
在监狱里，他被脱光衣服，喷洒了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汤米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变成了六百四十七号囚犯。另外八名大学生也这样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同一所监狱。
所有这一切都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菲利普•津巴多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曾获普通心理学终生成就奖。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十五美元，期限为两周。”结果共有七十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二十四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九名犯人，九名看守，六名候补。汤米和其他八名大学生就成了“罪犯”，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一切准备就绪，“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开始。
8月14日，星期天。身穿笔挺帅气的卡其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Ray－Ben（雷朋）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九名看守的装扮绝对可以乱真。不过这些“看守”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职业训练，对如何做狱警，他们只是从电视、报刊杂志上见过。在前一天，津巴多教授以管理者的身份对九名看守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具体负责实验者也进行了交代，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
周日上午，看守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当这些穿着白色囚服的犯人站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不叫汤米、保尔或是约翰，而是“六四七”、“九八一”或“五七○五”，九名囚犯均戴有脚镣，为的是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这个方法奏效了。
8月15日，星期一。刚刚过了第一天，看守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如果有谁忘记指示或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十个、二十个或是三十个俯卧撑，监狱里立刻弥漫出紧张气氛。整个上午，囚犯们都把自己关在牢房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面对反抗，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这一切超出了囚犯的承受极限，“八四一二”号囚犯大叫：“我受不了！”开始失声痛哭。不过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到底是真戏假作，还是确实真的精神崩溃？甚至连津巴多博士也没了主意。最终，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
8月16日，星期二。实验监狱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犯人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包括替换“八四一二”号新来的囚犯，整个监狱简直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这是必然的，为了惩罚反叛者，看守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与此同时，试验者又放出风来，说被放出的“八四一二”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从而使看守们草木皆兵，监狱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有三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当一名囚犯听到假释委员会拒绝他的假释请求时，竟然全身起了皮疹。
8月17日，星期三。监狱里虽没有正面冲突，但紧张气氛依旧。看守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不啻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强迫犯人背着狱友做俯卧撑……
这时一名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津巴多教授发现后，没有任何迟疑便将其释放，并马上找人替代了他。
三天内已经有五人退出！
8月18日，星期四。实验继续，看守看似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津巴多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来实验现场，眼前的景象让她错愕不已。她愤慨地对津巴多说：“你在折磨这些男孩子，这简直太可怕了！”
津巴多听到后，信心也有些动摇了，但仍想将实验进行下去。直到他发现看守们有玩出新的花样，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这大大超出了津巴多容忍的极限，监控屏幕前的他被这一幕惊呆了，侮辱和暴力已经无以复加！他下决心结束这一切，第二天一早，他便宣布实验结束，比预期提前了九天！
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九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到底是为什么呢？
津巴多教授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与囚犯。“坏人” 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其中一个看守如此说道。
尽管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们都没有参观过真实的监狱，也从未因犯罪入狱有过牢狱体验，但仅在短短的六天之中，他们便学会了某些东西，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
作为权势者和管教者的看守，通过管理囚犯的职责，取得了限制囚犯的自由，掌握了处置囚犯举止行为的特殊意志，使囚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发现，通过强制原则，会高度、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包括公开地惩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一位“看守” 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做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导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过程中，津巴多博士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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