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那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却和他打过两次照面——也许是两次半吧！
大约是1991年，我因事去北京开会。临行有个好心又好事的朋友，给了我一个地址，要我去看一位奇医。我一时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大病，就随手塞在行囊里。
在北京开会之余，发现某个清晨可以挤出两小时空当，我就真的按着地址去张望一下。那地方是个小陋巷，奇怪的是一大早八点钟离医生开诊还有一小时，门口已排了十几个病人，而那些病人又毫无例外地全是台胞。
其中有个清啜寡欢的老兵站在一旁，我为什么说他是老兵？大概因为他脸上的某种烽烟战尘之后的沧桑。
“你是从台湾过来的吗？”
“是的。”
“台湾哪里？”
“屏东。”
“呀！”我差点跳起来，“我娘家也住屏东，你住屏东哪里？”
“靠机场。”
“哎呀！”我又忍不住叫了一声，“我娘家就在胜利路呢！”
“生什么病呢？”
“肺里长东西。”
“吃这医生的药有效吗？”
“好像是好些了，谁知道呢？”
由于是初次见面，不好深谈人家的病，但又因为是同乡兼邻居，也有份不忍遽去之情。于是没话说，只淡淡地对站着。不料他忽然说：
“我生病，我谁都没说。我小孩在美国读书，我也不让他们知道，知道了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白操心。他们念书，各人忙各人的，我谁也不说，我就自己来治病了。”
“哎呀！这样也不太好吧？你什么都自己担着，也该让小孩知道一下啊！”
“小孩有小孩的事，就别去让他们操心了——你害什么病？”
“我？哎，我没什么病，只听人说这里有位名医，也来望望。啊哟，果真门庭若市。我还有事，这就要走了。”
我走了，他的脸在忙碌的日程里渐渐给淡忘了。
２
1993年，我带着父亲回乡探亲。由于父亲年迈，旅途除了我和母亲之外，还请了一位护士J小姐同行。
等把这奇异的返乡仪式完成，我们四人坐在南京机场等飞机返台。在大陆，无论吃饭赶车，都像在抢什么似的心慌。此刻，因为机场报到必须提早两小时，手续办完倒可神闲气定地坐一下。
我于是和J小姐起身把候机楼逛了一圈。候机楼不大，商场也不太有吸引力，我们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在一位旅客面前停了下来。
J小姐忽然大叫了一声说：
“咦？怎么你也在这里？”
我定睛一看，不禁同时叫了起来：
“咦？又碰到了，我们不是在北京见过面吗？你吃那位医生的药后来效果如何？病都好了一点吗？”
“唉，别提了，别提了，愈吃愈坏了，病也耽误了，全是骗钱的！”
J小姐说，他们是邻居，在屏东。
聊了一阵，等上飞机我跟J小姐说：
“他这人也真了不起呢！病了，还事事自己打点，都不告诉他小孩！”
“啊呀！你乱说些什么呀？”J小姐瞪了我一眼，“他哪有什么小孩？他住我家隔壁，一个老兵，一个孤老头子，连老婆都没有，哪来小孩？”
我吓了一跳，立刻噤声，因为再多说一句，就立刻会把这老兵在邻里中变成一个可鄙的笑话。
３
白云勤拭着飞机的窗口。
唉，事隔二年，我经由这偶然的机缘知道了真相，原来那一天，他跟我说的全是谎言。
但他为什么要骗我呢？他骗我，也并没有任何好处可得啊！
想着想着我的泪夺眶而出。因为我忽然明白了，在北京那个清晨，那人跟我说的情节其实不是“谎言”，而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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