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志愿者、红丝带的介绍。
当时就特别想要一个，因为我觉得戴上红丝带，就能跟同学们区别开来，就会被自己喜欢的女生注意到。那时我很喜欢班里一个女生。
于是我去找志愿者索要红丝带，还主动去西双版纳的志愿者协会注册。
2006年，为了能更好地参加红丝带行动，我加入了一个志愿者QQ群。我说想跟他们一起参加活动。
群主在QQ上问了我好多关于艾滋病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但我会“百度”他的问题，然后复制粘贴，为了让对方觉得我是在打字，还故意停一会才给他发过去。
他盘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最后被我的热情打动。他告诉群里人，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但这又有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就这样，我死缠烂打地跟着志愿者大哥哥大姐姐们参与到防艾宣传工作里了。
现在，联合国在制定一些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公约或者法案的时候，也会来征求我的意见。
其实，真正让我决心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见面。
我跟着哥哥姐姐们去了寨子里，给艾滋病患者的家庭送慰问品。有一家男主人，因为吸毒交互使用针具感染了艾滋病，又通过性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妻子．又通过母婴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孩子。
我们去的时候，男主人已经不在了，女主人躺在床上，小女孩缩在角落里。他们一家因为感染艾滋病被村子里的人赶了出来。
送完东西要走的时候，小女孩拉住我的衣襟，给了我一包东西。打开来，是钱，用卫生纸包着，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钱。我问她：“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小女孩说：“哥哥，给你这些钱，你能救我的妈妈吗？”
我当时一愣，就说：“党和政府会救你的妈妈的。”
小女孩又问：“我的妈妈会死吗？”
我当时就哽咽了，不能说出一句话。我不能告诉她，你妈妈会死，而你最多也只能再活两年。这个小女孩的问题，我一辈子也不能回答。
从此以后，我才坚定了继续这项事业的决心。我是带着一颗不忍之心真正进入公益领域的。
在西双版纳的几年，我跑遍了每一个村寨。在探访这些村寨的时候，有时不能回家，就只好在野外露宿。
有一次，一个猎人追赶一只动物，我就跟着他，试图阻止他猎杀动物。就在他瞄准动物，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用身体挡住他的枪眼。
我告诉他，不能杀害野生动物。这时，他的一个举动让我一生难忘。他跪倒在我面前，说：“如果我今天打不到猎物，我家这个月的经济来源就断了，我还有父母，还有上学的孩子。”我当时心里很难受，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公益还是环保，首要的是保证人生存的权利，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日后我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我去村寨里宣传环保，不是拉上横幅让大家签名宣誓，而是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教他们如何省钱，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
从12岁到18岁，六年间，我跑遍了西双版纳，撰写了《西双版纳环境保护报告》。
我拿着报告去给领导看，非但没有一个人理我，政府的人连门都不让我进。不让进，我就靠着门站着。当时西双版纳在下大雨，为了保护这份材料，我把它揣在怀里，贴着门站着。就这样，一连五天，政府的人终于让我进去了。
他们看了我的报告，接受了其中某些建议，开始着手环保的工作。这样，我就促成了一些改变，而不是仅仅等待改变。
2009年，我18岁，告别了西双版纳，到山东读大学。
去山东读书之前，我家里还是很困难，但父母从来没有抱怨过我。虽然困难，但我仍然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然而对于我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来说，家庭的温暖却是一种奢侈。这个群体就是留守儿童，当然还有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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