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这些年，几乎每天都在奔跑，记不清跑了多少公里，也记不清在多少地方跑过，只有那年在云南为他跑的步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叫潘永兴，是和我交情极好的一个战友，我去部队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待了整整七年。虽然我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军官，但部队里的事我实在知道得不多，相比之下，潘永兴技术过硬，轻车熟路。刚开始，我叫他潘班长，后来改叫潘头。
在云南驻训时，我和潘头驻守野外射击场，射击场四周都是山，山的外面还是山。我和潘头早晨必须五点半起床，提前预设场地，晚上我睡在指挥所旁边的卡车里，潘头扛着单兵帐篷去山里守靶子和钢索。这个没有任何投资的天然射击场白天人声鼎沸、枪炮轰鸣，晚上的时候死一般沉寂，让人忧伤和绝望。潘头说，当兵七年来，每年都有三个多月在这里度过，有好几个战友把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甚至把生命都留在了这里。潘头深吸一口烟，憋得满脸通红，再徐徐地吐着烟圈儿，眯起眼睛凝望着远处的山，轻描淡写地继续说，我的老班长就死在这里。也许这就是他每年申请来这里的原因吧。
夏天的云南雨很多，有时下雹子，令人猝不及防。我常常被淋得像落水狗一样，但又不得不在泥地里跋涉、收旗子、装靶、舀水。最痛苦的是我们两个必须有一个回野外营区吃饭，再给另一个带饭，来回少说也有十五公里。坦克轧过的地方看起来很硬，可有的仅仅表面风干了，一脚踩上去稀泥直接没过膝盖，刚开始我经常陷到这种泥潭里，哭笑不得。潘头看到我浑身是泥的狼狈样总会不屑地边摇头边说，看看你这军校毕业的军官吧。为了让带过去的饭菜还有点温度，每次我都会跑步，我发疯一样飞快地跑，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个兄弟在等着我手中的饭。我感觉从来没有跑得那样快，似乎路旁那唧唧喳喳的小鸟都不如我的身躯这般轻盈。
潘头和我无话不谈，也许是在只有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说话会闷死的缘故吧。有一天晚上，潘头给我讲他的班长，他说：“班长姓李，贵州人。那一年，我还只是个上等兵，班长第九年，是我的新兵班长。由于我既懂事又能吃苦，班长非常喜欢我，做什么都带着我，大家叫他老李，我不敢。
“那年守射击场还有一个排长。有一天，部队训练完带回了，老李坐在炮塔上抽烟，排长站在坦克上教我打高射机枪，子弹上了膛，我兴奋地瞄啊，瞄啊……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180度大调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排长，我一慌神就扣动了扳机，子弹嗖嗖地蹿了出去。说时迟，那时快，班长奋力跃起，把排长一把推下了坦克，可他自己却来不及躲闪，胸口被子弹打了两个茶杯口那么大的血窟窿。我们都吓坏了，害怕得大哭起来，班长在排长的怀里不停地抽搐着，惊恐地忘记了哭泣。殷红的血顿时流了一地，我赶紧把自己的衣服脱了绑在那巨大的创面上，背起来就跑，班长身上全是血，血顺着他的腹部和我的脊背一股股地往下淌。
“班长缓缓地抬起自己的手放在我的大臂上，我哽咽着尽量跑得不要太抖。
“接下来的十分钟，我奋力奔跑在这条小路上，排长紧跟在后面托着班长的屁股。班长捏着我大臂的手时紧时松，仿佛是在表达他痛苦的程度，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我强忍着泪水开始祈祷起来，把一切能够浮现在脑海里的任何东西都说了出来，上帝、如来佛、观世音菩萨、真神阿拉，但是没有一个回应我，在这条杂草丛生的小路上，在这荒无人烟的野外驻训场，一个老兵正在和死神抗争，他的两个战友正在和绝望抗争，而那个守望一切的上帝却什么都不做。突然，班长抓住我的手开始抽搐起来，现在他的手是如此用力地抓住我，以致我不得不停下来，以免更坏的情况发生。我把他放在一块有靠背的草地上，排长去背他的时候，班长示意不用了。他的眼睛里浮现出一种奇异的神色，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以致胸口都有些疼痛。我不愿相信这即将到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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