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头发原来是什么颜色已经很费猜了，因为它现在是纯粹珠银白。
他的身材很瘦小，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矮上一截。加上白色的头发，如果从后面看上去，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他是美国人。
他已经很老了，听说67岁。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大概也都落伍20年，细边的眼镜，宽腿的裤子，带着长链子的怀表，以及冬天里很古怪的西装。
他颈上的皱褶很深很粗，脸上的皮肤显然也有挂下来的趋势。他有一个很尖峭的鼻子——那大概是他唯一不见皱纹的地方了。他的眼光很清澈，稍微有点严厉，长方带尖的脸形衬着线条很分明的薄嘴唇，嘴角很倔强地向下拢着，向里陷着，使他整个容貌都显露出一种罕见的贵族气质。
那年，我二年级，他就到学校来了。他是来接任系主任的。可是他刚来几天就贴出海报要招募合唱团员，他所征来的那批人马，除了少数几个，大部分连 五线谱都认不清楚。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在二楼靠边的那间教室里练习。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了有个把月，把每个人的耳朵都听腻了，他们还是唱不准。后 来记不清有一次怎样的集会，他们居然正式登台了。唱的就是那首人人已经听够了的歌。老桑先生急得一面指挥一面用他以前学过的苏州话帮腔，结果还是不理想。 其实那次失败并不意外——甚至我想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的。
意外的是4年后春天一个美丽的晚上，我被邀请坐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紫红绒的帷幕缓缓拉开，灿烂的花篮在台上和台下微笑着，节目单很有分量地沉在 我的手中，优雅的管弦乐在台上奏着，和谐的四重唱缭绕而弥漫。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些年来，他用的是怎样的一根指挥棒。
我特别喜欢看他坐在书库里的样子。这两年来，学校不断地扩充，图书馆的工作不免繁复而艰巨，要把一个贫乏的，没有组织、没有系统的图书馆从头建 设起来，真需要不少的魄力呢。我真不晓得他为什么又和这种工作发生了关系。那年我被分到图书馆做工读生，发现所有的书都需要重新编目，真让我不胜惊骇。每 次，当编排书目得时候，他好像总在那里。安静地，穿着一身很干净的浅颜色衣服，坐在高高的书架下面，很仔细地指导工作。他的样子很慎重，也很怡然。
我想他是很孤单的，虽然他那样忙。桑夫人已经去世多年了，学校里设有一个桑夫人纪念奖学金。我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得到它。那天，他在办公室见我， 用最简单的句子和我说话。他说得很慢，并且常常停下来，尽可能地思索一个简单的词汇——后来我渐渐知道这是他和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其实他的苏州话说得不 错，只是对大多数的学生而言，听英文比听苏州话容易一些！
“哦，是你吗？”他和我握手，我忽然难受起来，我使他想起他的亡妻了。我觉得那样内疚。
“我要一张你的照片，”他很温和地说，“那个捐款的人想看看你。”
“好，”我渐渐安定下来，“下礼拜我拿给你。”
“我可以付洗照片的钱。”他很率真地笑着。
“不，我要送给你！”
那次以后，我常常和他点点头，说一句早安或是哈罗。后来我毕业了，仍旧留在学校里，接近他的机会更多了。我才发现，原来他那清澈的双目中有一只是瞎了的！那天我和他坐在一辆校车里，他在中山北路下车。他们系里的一个助教慌忙把头伸出窗外。
“桑先生，”他叫着，“今天坐计程车回去吧，不要再坐巴士了。”
他回过头来，像一个在犯错的边缘被抓到的孩子，带着顽皮的笑容点了点头。
“你看，他就是这样。人病着，还不肯听。”那助教对我说，“并且他有一只眼已经失明了，还这样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叫人担心。”
我忽然觉得喉头被什么哽咽住了，他瞎了一只眼！难怪他和人打招呼得时候总是那样迟钝，难怪塌下楼梯的时候显得那样步履维艰。他必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什么都不为，什么都不贪图，这是何苦呢！
“只有受伤者，才能安慰人”，或许这就是上帝准许他盲目的唯一解释。学生有了困难，很少不去麻烦他的。尝尝看他带着一个学生走进办公室来，慢慢 地说：“这个男孩需要帮助。”他说话的时候每每微佝着腰，一只手搭在那学生的肩膀上，他的眼光透过镜片，透露出深切真挚的同情，以致让我觉得他不可能瞎 过，他总让我不由想起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屈身帮助一个孩子的人那样直。”
他唯一帮不上忙的工作，恐怕就是为想放洋的人些介绍信了。有一次，吴气急败坏地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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