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总是羡慕贵族。商家做广告促销，常常要以贵族做招摇。不过，他们何尝明白，高贵其实是有代价的。当然，在历史上，中国和西方高贵的代价不同，看看这种不同，也是有趣的事。
法国人安德列·比尔基埃的《家庭史》说，16、17世纪，欧洲的贵族限制儿女的结婚生育，使得贵族数量减少，家庭变小。贵族为什么采取这种自杀式的方式？原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女子出嫁，嫁妆负担太重，终身不嫁，可以省去嫁妆开支；二是欧洲贵族的财产主要是土地，为保证地产不被分割，就要限制儿子的继承权和生育数量。这样，就想出了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长子继承制，由长子一人继承地产，但给不继承地产的儿子以受教育的机会，让他们学一门手艺谋生；或者长子继承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由其他儿子们继承；第二种办法是只许长子结婚，不许其他的儿子结婚，让他们去做教职。
这种限制，《家庭史》称之为“高贵的代价”。《家庭史》的数字说，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贵族家中女子终身不嫁的比例提高了4倍，18世纪初，贵族女子不嫁的比例达到25％，在法国，18世纪初，42％的公爵姐妹和重臣的姐妹不结婚，而在17世纪初，威尼斯的贵族阶层中，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字。贵族家中终身不娶的儿子的比例，也从16世纪的18％上升到18世纪的64％。在法国，限制结婚之外，还限制出生。17世纪，每对夫妻有6．1个孩子，到了18世纪，每对夫妻只有2．7个子女。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对不可理喻的。中国古代的贵族讲究多子多福，为了多生育，一个妻子的肚皮的生产力有限，还要大量地纳妾，让更多的妇女为贵族生孩子。因此，中国古代贵族的繁殖速度是惊人的。
远的不说了，就说中国明清时期的贵族。小贵族不说了，只说大贵族，就是皇家子弟。明朝的政策是希望贵族大量繁殖的，在紫禁城里面，有一道门，叫做螽斯门。螽斯是繁殖力很强的东西，高贵的皇族，也把自己想像成繁殖力惊人的小虫子螽斯，希望皇帝和皇后皇妃们能够像螽斯那样勤奋地交配、频繁地产子，由此可见皇家希望多子的迫切心理。
朱元璋一介布衣，穷光蛋一个，打下了红彤彤的江山，做了皇帝，他的后世子孙就无限繁殖起来。据记载，到了明朝的中后期，朱元璋的男性后代，成活在世的已经有十万左右，如果这些天潢贵胄住在一起，加上他们的仆从，一定是一座大型的城市。
为什么西方的贵族要通过限制结婚、限制生育来限制贵族的人数，而中国的贵族，却以螽斯产卵般无限膨胀的速度来壮大自己的队伍呢？这实质上是由贵族靠谁来养活这一制度决定的。
欧洲的贵族，从祖上得到一大块土地，祖祖辈辈靠土地过日子。中世纪时期，如果有战争，贵族勤王打仗，可以掠夺些战利品，也可以继续得到新的土地封赏。但是，越到后期，贵族的军事职能越是退化，职业军队兴起，土地贵族已经丧失了打仗的优势，他们只有靠土地维持生活。就那么一块土地，人多，不断分割，过不了几代，后代们就会沦为赤贫。因此，他们不得不限制人口。
中国的贵族不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和观念中，祖宗打天下流血流汗，后代们坐江山吃江山，由人民养活，天经地义。宋明的制度明确规定，开国皇帝及其兄弟的子孙后世都永永远远吃国家财政，由国家，其实也是由老百姓养活。皇家贵族，不管生育多少孩子，都会自动地从国家得到一份收入。国家财政再困难，也不至于没有皇室后代的花销。天潢贵胄的女儿要出嫁，国家要给丰厚的嫁妆，儿子娶亲，国家要提供婚房并给予更多的婚礼费用。在这种优越条件下，贵族们当然不会限制孩子，更不会限制孩子的婚配。如果他们不大量生产人口吃江山，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吃亏，感到祖宗白打了江山。为了把祖宗打江山的成本捞回来，他们巴不得变成纯粹的生育机器生出大量的孩子，也巴不得每个人都有三头六口，并具有饕餮一样的大胃。
因为贵族们生育率太高了，王朝越往后，天潢贵胄的人数越多，百姓的负担就越来越沉重，养活这些寄生虫就成为国家的头等麻烦事。宋朝因为中间经过靖康之难，大批宗室被金人抓走，减轻了负担，问题还小一些。而明朝从中期开始，冗贵就成为国家的政治癌症。到了明朝后期，国家无限搜刮，也弄不到养活这些寄生虫的足够的银子和粮食。赏赐土地、划拨漕粮、侵占盐税、增加财政供给皇室的份额，都没有用，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天潢贵胄的人数增长速度。堂堂国家，已经无力负担这个庞大的疯狂增大的贵族群体的吃饭问题。
数量呈几何级增长的贵族，是吃垮老祖宗打下的江山的罪魁祸首。他们是天潢贵胄，血管里流淌着祖宗高贵的血液，他们有资格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吃江山。可是，江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尽宝藏。当江山的出产不能填满他们的欲壑的时候，他们的下场也就可以想像了。可以说，这也是高贵的代价，中国式的高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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