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年的秋天，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和我共同主办一项名为“北京：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的国际会议。既然是谈北京，当然就在北大召开。北大地灵人杰，提供学者访问住宿的设备也不乏“社会主义好”时期的古风。所有外来的会议者都安排进驻勺园宾馆六号楼，我自然也不例外。
这六号楼楼高五层，房间设备非常一般，我们学者自得抱定“不改其乐”的精神入驻。没想到第一个晚上我就失眠了。原来窗外的空地大兴土木，彻夜施工，叮叮咚咚，而且灯火通明。第二天早上我只好要求换房间。柜台的服务可倒痛快，告曰旁边几个客房都空着，看准了通知一声就行。
于是我乃大肆考察各房风水，连三楼的几个服务员也开始热心的出主意。眼看难以取舍，走廊尽头的那个服务员突然朝我挤挤眼，一口脆亮的京片子就出来了：就选靠东的这间吧您，离工地远，而且早上有太阳，怪暖乎的。就她说了算，以后几天，我也的确睡得安稳。
这位服务员每天来打理房间，对自己的推荐显然也挺满意。见面的次数多了，我们开始聊了起来。她好奇我的背景，从台湾来的，在美国教书，怎么对北京有兴趣？她也好奇，在国外是怎么用英文教学生中国文学的？北大的员工见多识广，应对都十分到位，我也就据实回答。又过了一天，她一边掸着电视机上的灰尘，又问了：王先生，您觉得这文学表达人生的可能，到底有多大呀？其实我挺喜欢文学的，但就怕进不去。
这可是大哉问。好为人师如我者于是开讲，如此这般这般一番，结论似乎还有段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白话翻译。服务员睁着眼睛听了这一席话，看来印象深刻，诺诺而退。这以后每回见面，都得聊上几句文学，还真挺投机的。到底是北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会议结束要退房那天，服务员来了，期期艾艾地问道：王先生，你别见笑，您这么有学问，能不能向您讨本书，让咱们也长长见识啊？人家赞美我有学问，我还能不领这份情么，乃赶紧请她留下姓名地址。这才注意她身量不高，四十来岁吧，立立整整的，一对眼睛十分灵巧，总是笑意盈盈。她的名字倒好：肖艳艳。但好像和她清秀的外表有点名实不符。回到台北，我就给她寄了本《当代小说二十家》。
一晃过了三年。去年秋天我有机会到北大中文系作短期讲课，又进驻北大勺园，这回换到了九号楼。勺园别来无恙，只是客房设备更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没几天一切作息也就正常了。一日我穿过勺园大堂，忽然隔着老远听得一声喊，王先生！一回头，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同志手拿着拖把，朝我走来——您还记得我不，王先生？老实说，这两年眼睛闹毛病，还真影响自信，我不好意思了。白大褂赶紧补上：我是肖艳艳哪。
勺园遇故人，这可非同小可。两个人站在餐厅门口，竟聊了起来。这肖艳艳原来穿的是服务员的制服，挺带劲的，这会儿怎么看着有点，有点“落魄”呀？她看出我的疑问，不无自嘲的告诉我，前一阵和领导闹意见，故而被调离服务员的岗位，成为清洁员了。社会主义虽然一切不分阶级你我，这样的调职似乎是有点下放的味道。交浅无法言深，只能匆匆告辞。
但我们另一天又碰上了，这回谈话的主题回到文学，肖的眼睛又为之一亮。她告诉我自己虽然没有机会，可她女儿大学毕业，对文化方面的专业有兴趣，真正准备考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呢。我听了真是为她高兴，忙不迭的祝福她，而她又问了：谢谢您上回寄的书。最近作些什么研究，有没有我们能看的书哪？我听出她不是客套，不禁惭愧这两年到底没作出什么研究，值得一个对文学评论有兴趣的读者看看。正好北大出了我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也只能不客气的送了本给她。
这段以文会友的故事到这里得暂且打住。既然学的是文学，我不能不开始作自我批评了。我的左派同事会认为我挟海外学人身份，刻意放低姿态，消费普罗社会的温情主义么？我的右派同事会认为我吹捧中国人民，夸张满街都是圣人的奇遇么？我该不会成为鲁迅《祝福》里嘲笑的那个自作多情，却什么都“说不清”的知识分子吧？
无论如何，这位北大职工可决不是祥林嫂。她对学术圈也许就是好奇，也许是耳濡目染下有了兴趣，却足以让她的生活有了不同一般的想法。是因为这样她才会和领导闹意见么？她的女儿是受了她的启发才深造么？这段遭遇还是平常心看待，不必渲染它的意义吧。
倒是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正在打包行李，忙得不可开交。电话突然响了，服务台说有位女士找我。下来一看，竟是肖艳艳，她行色匆匆的告诉我刚下班，赶着来说再见。忙了一天，她看着有些累了，随手递过个袋子，里面有两盒茶叶。还是那脆亮的京片子：王先生，我也不和您客气，您送我书我得谢谢您，这是“张一元”的茶叶，不是什么名贵东西，可北京人都是喝它的。就和我们家一样。
那两盒“张一元”我从台北一路喝回波士顿。的确不是了不起的名茶，但是滋味十分地道。“张一元”早就喝完了，但送礼人对文学诚挚的兴趣，还有她实实在在的神情，还是常常浮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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