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踏入第二个本命年的时候,我曾经面临三个选择:到海南一个剧组做跟组编剧,留在一所特色学校做老师,还有就是参加家乡所在市电视台的招聘。那时候大学刚刚毕业,还没有太多压力感,加之好多同学已经开始面对“就业难”的问题,我居然还有三个去向可以选择,那感觉颇像进京赶考的秀才突然中了榜,一会儿兴奋得一塌糊涂,一会儿又忧心忡忡不知道选哪个好,毕竟“80后”一代的我们,也面临着“女怕入错行”的情况。
后来,因为不放心体弱多病的妈妈,也因为从小就觉得“无冕之王”非常风光,更重要是可以扶弱济贫、除危救困,我选择了参加家乡电视台的招聘。三场考试下来,很风光的考了一个第一名,上至台长下至栏目制片纷纷瞩目,全电视台惟一的一位全国金话筒主持人坚决把我要到她的旗下,做一档社会访谈节目的编导。当时的我展望未来,真是萌生一份“铁肩担道义”的神圣使命感。
记得第一期节目,我就把目光锁定了2005年左右正方兴未艾的“艺考热”,因为我亲眼见识到在短短四年的时间,我们全市的高三班级里突击学习影视、表演等专业,以求上一个大学的学生,已经从2001年的8个人攀升到2005年的5000多人,学费也从最初的400元上升到4000元,这么多的学生,将来真的都能考上艺术学院吗?而毕业之后,他们又能去哪里?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前期筹备节目,想用事实给日渐升温的“艺考热”泼一泼冷水。
可是,当我带着自己精心准备了四天的策划案忐忑地来到制片人面前时,制片人耐心听完了我的创意,却有些神秘地笑了笑:“咱们是一档倡导社会和谐的节目,不能把一些东西做得太尖锐了。”
之后,制片人指派另一位资深编导协助我继续筹划“艺考热”的节目,说是协助,其实我抱着“向前辈学习”的心态已经完全把主控权让给了那位编导,前期采访的重点也从学生和家长转向了招收艺考生的老师。我发现那位编导在采访的同时,很自然地就向招生的老师提出了让他们投广告的意愿,—个星期后《关注艺考热》的节目开录了,成了一期从学、住、考三个方面谈艺考生学习、考试过程中有趣故事的访谈,录制完毕,负责艺考招生的老师很满意地给我们投了两万块钱的广告赞助……
这是第一回,我发现现实中的工作和我理想中的状态有些区别。
这之后的日子里,制片人对我这个“状元”还是很亲和重视的,一个个选题开始交给我去做—当然,这种操作都是最终要经过制片人的审核的。渐渐地,我发现在台里,从上到下都是很谨慎的工作方式。据说曾经有一位频道总监,就因为手下一档栏目不小心打错了一位市领导的名字,就立刻被停职了。
在这种觉得有些窒息的环境下,我不是没考虑过“一怒辞职”的慷慨,但是,那时候的我已经没有很多的选择了,当时惟一一个机会是江苏省一家省级频道,他们准备组织一个考察三峡的纪录片栏目组,我考虑到千山万水的辛苦,再看看自己这从上学起体育就没及格过的小身板,还是放弃了。
于是,我开始在充满少年意气的想法和现实的节目操作之间沉浮、磨合,每一回领导的摇头都让我陷入“再怎么修改”的痛苦中,那段时间我常常做梦:梦里边要么是自己在玩一幅拼图,眼看时间就要到了,却怎么都拼不好;要么是自己抱着电话本在疯狂查一个嘉宾的联系电话,查到最后却发现我要找的人根本是不存在的……
现在想想,那应该是一种初步的职业焦虑症的表现吧?第二年单位体检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有轻微甲亢的症状了。
应该讲对我来说,环境的塑造力是巨大的吧。渐渐地,我的策划案开始越来越得到领导的认可,每回我都为这种认可而兴奋,兴奋过后,偶尔心里边会反思:这离我当初的梦想是不是有些偏离了?可是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又有两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进入栏目组,并且以极快的适应力把握了栏目的风格,竞争之下,我也顾不上再去想什么挑战和改变了。
这以后的三年间,作为栏目编导,我开始和本市各行业的翘楚人物接触,做名人访谈,不可否认,我们主持人的全国金话筒的招牌使我得以和不少精英人物交谈,他们身上也的确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也曾经采访过申军谊、姜培琳、郭可盈,以及最近刚刚开始走红的青年演员吴健,并且频频在省市影视评选中获奖。
在母亲和好友欣慰的目光中,我似乎已经完成了从学校到社会的变化。2007年我结婚,2008年底我的儿子出生,成了妻子和母亲的我,开始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这份稳定的工作,把QQ的留言也变成了“慢慢成熟,享受世俗的幸福”。
单位里开始有1986年、1987年出生的小孩子来实习,认认真真地叫我老师,从他们身上似乎就能找到几年前刚刚入行的我的身影,只是,那个青涩的小丫头,在现在的我看来,似乎都有些不够成熟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成熟了的时候,几天前,我接受了一档慈善活动的前期准备:为本市的一位企业家,寻找一个适合他资助的盲童。
我无法描述当我联系盲校说明自己的来意时,那里的老师有多么的激动。她们一再地说着谢谢,似乎即将受到救助的就是她们自己。盲校的孩子也有家庭条件好坏的区别,经过反复的筛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两个家庭困难、又急需救助的孩子:一个男孩子通过手术,可以改善玻璃体混浊的情况,有很大的希望能看到光明;另外一个九岁的小姑娘,一只眼睛有微弱光感,但曾被医生断言,如果不做治疗的话,十岁时将彻底失明。
接下来我问了那个从生下来眼前就一片黑暗的男孩子一个很老套的问题:“如果能看到东西了,你想看见什么?”
孩子用稚嫩的声音说:“我想知道我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也是个年轻的母亲,那一刻,我差点抱着孩子哭了。
可这件事的最后却有了一个戏剧化的结果:企业家对这两个孩子都不感兴趣。他开着他新买的商务别克车,亲自跑到盲校,去挑了一个先天性眼盲,但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孩子结成了对子,理由是:这个孩子长得有些像他!
就在那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那个即将彻底失明的小姑娘的妈妈打来的,她一再地问我还能不能让那位企业家改变决定,当发现事情没有希望的时候,她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起来,我忍不住在电话里和她哭成一片……
想想马上快三十的人了,参加工作也五年了,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实现大家眼中的“真正成熟”,心却有些累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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