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are bloody beautiful
我可以约你吗
认识查理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研究生毕业不久，刚刚过了临床实习期，成为一位正式听力康复师，而查理则是一战的退役军人。十几年前二战的老兵遍地都是，而从一战战场上回来还依旧活着的老兵，却已经屈指可数了。
查理下肢瘫痪，上身也不灵活，浑身能比较自如地动弹的地方，只有右手的两个指头。别小看这两个指头，它们所起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查理坐的是一部非常先进的程控轮椅，右边的扶手上有一个黑色的按钮。这个按钮可以指挥这部轮椅，前后左右地在人流中厮杀出一条血路。而查理的两个指头，刚好能管这个按钮。
查理第一次来我们诊所，真叫个威风凛凛。那天他穿戴全副军装，前襟别了一排我绝对说不出名目的勋章，极为稀疏的头发上抹了厚厚一层发蜡，齐齐地向后梳去，梳齿的印记清晰可数。带他进来的护工告诉我们，查理刚刚参加完一个战争纪念会。
护工开始帮查理填写病员登记表。查理对护工的问话置若罔闻，眼睛只是定定地看着我。查理的目光毛毛虫似的，扎得我身上有些刺痒。我开始介绍我的名字和职业——这样的开场白我天天都说，说得跟背书一样顺溜而面无表情。
查理对我的话也是置若罔闻。半晌，他脸上核桃仁似的皱纹开始挪动起来。我是听见声音才知道他在笑的——查理的笑声震得屋子嗡嗡地抖，我感觉天花板在掉渣。
“你可真是美丽。”他说。
这是意译。查理的这句话如果逐字逐句地硬译出来，应该是：“你真是血淋淋的美丽”(you arebloodybeautiful)。
这一类的话我不是没有听过——洋人比较夸张，夸起人来没有谱。只是我从来没听人使用过“血淋淋”这个词。查理的那部高科技轮椅，踩到了病人和治疗师中间的那条线上。我感觉不适。于是我收敛起一切笑意，公事公办地吩咐护工把查理推进了测听室。
查理的耳朵很聋，主要语音频率都在60至70分贝以下。我这才明白他说话和笑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响——原来他听不见自己。
测完听力我就给退役军人部打报告，申请款项给查理配助听器。临走时查理又用毛毛虫似的眼光看着我，见我不接，就转身对护士说：“你帮我问问这位女士，我可以请她共进晚餐吗？”
护工朝我眨了眨眼，对查理说：“这位女士又不是不懂英文，你可以自己去问她。”查理也对护工眨眨眼，说：“你没看见吗？她不待见我呢。”我明白查理在说我那张紧板着的脸，终于绷不住笑了，对查理扬了扬我那根戴着戒指的手指头。查理又是一阵大笑，说：“一个九十五岁的糟老头还能有多少机会和一个漂亮女人吃饭呢？问一回少一回。”
查理的笑一路轰隆隆的碾过过道。很远了，我还听见他在对卖咖啡的女孩说：“你真是血淋淋的美丽。”我终于知道这是查理对每一个女人都会说的话。
查理第二次来，我给他配了助听器。我问他听得怎样了？他说那个劳什子（the thing），不戴也罢。后来我从来没听见查理管他耳朵里的那个装置叫助听器，他永远管它叫“劳什子”。那天查理戴上“劳什子”走过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查理的眼睛里，渐渐地有了一层薄雾。
“三十年，三十年了，我第一次听见这么奇妙的声音。”
查理指的是诊所里的那只金丝雀的啼声。
查理用那两个尚且灵活的手指，示意我走过来。我弯下腰来听他说话。他没说话，却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当我还在想如何能擦掉颊上那片湿漉漉的口水时，我听见他说：“这是我同你的正式道别。下回可能就在天堂见了——上帝的耐心快被我磨穿了。”
我的心里突然有一股温热的东西涌过。我把另一片脸颊也递给了他。
从那以后，每六个月我都会见查理一次，帮他清理调整助听器。每一次临走，查理都要上演一出几乎一模一样的道别仪式。后来我终于不耐烦了，忍不住打断了他：“行了，你会活一千岁，全世界的人都要在天堂等候你。”那阵子我心情糟糕，身上长了一团很恶毒的东西，我在时时刻刻担心它们会在手术刀下复活过来，发起更猛烈的攻击。查理并不恼，却哈哈大笑，对护工说：“她是不是真的血淋淋的美丽？”
查理出了门，又转回来，用那两根指头示意我欠身。我以为他又要亲我的脸颊，可是他没有。“多笑一笑，啊？”他贴着我的耳朵说。
再后来的半年，预约好的时间里，查理没来。我打电话过去，电话已经关号。
我知道查理终于走了。九十八岁。
在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恍惚听见笑声——那些在屋顶上钻出一个个洞眼的轰隆笑声。
我和查理，到底谁是病人，谁是治疗师呢？我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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