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堂戏院建成有三十多年了，它的传统还没有被忘记。那就是每场电影散戏的前十五分钟，看门的小姐会打开两扇木头大门，让那些原本只能在戏院门口探头探脑的小鬼一拥而入，看一部电影的结局。
有时候回乡，我会情不自禁地散步到仙堂戏院那一带去。戏院附近本来有许多酒家和茶室，由于经济情况改变均已萧条不堪，唯独仙堂戏院的盛况不减当年。所谓盛况，指的不是它的卖座，戏院内的人往往三三两两，根本坐不满两排椅子，而指的是戏院外等着捡戏尾的小学生。他们或坐或站，聆听戏院深处传来的响声，等待那看门的小姐推开咿呀作响的老旧木门，然后就像麻雀飞入稻米成熟的田中，那么急切而聒噪。
接着，展露在他们眼前的是电影的结局，大部分的结局是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偿所愿；或者侠客们终于报了滔天的大仇，骑着白马离开田野；或者离乡多年的游子事业有成，终于返回家乡……许多时候结局是千篇一律的，但不管多么类似，对小学生来说，总像是历经寒苦的书生中了状元，象征着人世的完满。
等戏院的灯亮就不好玩了，看门的小姐会进来清理场地，把那些还流连不走的学生扫地出门。因为常常有躲在厕所里的、躲在椅子下的，甚至躲在银幕后面的小孩子，希望看下一场电影的开场和过程。但这种“阴谋”往往不能得逞，不管他们躲在哪里，看门小姐都能找到，并且拎起他们的衣领说：“散戏了，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下一场再来。”
問题是，下一场的结局仍然相同，有时，一个结局要看上三五次。
纵然电视有再大的能耐，电影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从那些每天放学不直接回家，要看过戏尾才觉得真正放学的孩子脸上，就知道电影不会被取代。
仙堂戏院的历史，几乎是小镇的娱乐发展史。仙堂戏院是在日本刚刚投降的时候，在台湾成立的。那时的电影还没有配音，光凭影像一般人有时还不能了解剧情，因此产生了一种职业，叫“讲电影的”。小镇里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后来请到妈祖庙前的讲古先生。
讲古先生心里当然是故事繁多，信手拈来，通常还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电影上演的时候，他就坐在银幕旁边，扯开嗓门，凭他的口才和想象力，为电影强作解人。他是中西文化无所不通，什么电影到他口中就有了无限天地，常使乡人产生“说得比演得好”的感觉，竟浑然忘记自己是在看电影，以为置身于说书馆。
讲古先生也不是万般皆好。据我的父亲说，他往往过于饶舌而破坏气氛，譬如看到一对情侣亲吻时，他会说：“呃，现在这个查某要亲那个查某，查某的眼睛闭了起来，我们知道伊要亲伊了。哦，要吻下去了——哦，快吻到了——哦，吻了，这个吻真长，这外国郎吻起来总是很长很长的。吻完了，你看那查某还长长吸一口气，差一点就窒息了……”弄得本来罗曼蒂克的气氛变成哄堂大笑。由于他最爱形容这种场面，总被家乡长辈责骂成“不正经”。
说起来，讲古先生是不幸的。他的黄金时光非常短暂，当有声电影来到小镇，他就失业了。他回到妈祖庙讲古也无人捧场，双重失业，使他离开小镇，不知所终。
有声电影带来了日本片的新浪潮，像《蜘蛛巢城》《宫本武藏》等，都是我深埋在幼年记忆里的故事。那时，我已经是仙堂戏院的常客，天天去捡戏尾。有时为了贪看电影，我还会在戏院前拉拉陌生人的衣角，央求着：“阿伯，拜托带我进场。”
那时，戏院不卖儿童票，小孩只要有大人带着就可以免费入场。碰到凶巴巴的大人难免让我自尊心受损，但我身经百战，锲而不舍，要看的电影往往没有看不成的。
偶尔运气特别坏，碰不到一个和善的大人，就向看门的小姐撒娇，“阿姨”“婶婶”不绝于口，有时也能达到目的。如今，我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时脸皮那么厚，如果有人带我看电影，叫我唤他一声“阿公”也是情愿的。
那时的我爱看电影，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时常到仙堂戏院门口去偷撕海报。有时月黑风高，也能偷到几张剧照。后来看特吕弗的自传电影，知道他小时候也有偷海报、偷剧照的癖好，长大后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导演。想想当年和我一起偷海报的好友，如今能偶尔看看电影已经不错，不禁大有沧海桑田之叹。
好景总是不常，有一阵子不知电影为何没落，仙堂戏院开始“绑”给戏班子演歌仔戏和布袋戏。这些戏班一“绑”就是一个月，遇到好戏也有连演三个月的，一直演到大家看腻为止。但我是不挑戏的，不管是歌仔戏、布袋戏，或是新兴的剧，我仍然日日报到，从不缺席。有时到了紧要关头，譬如岳飞要回京，薛平贵要会王宝钏，祝英台要死了，孔明要斩马谡，那些生死关头是不能不看的。我还常常逃课前往，最惨的一次是学校的月考我也没有参加，结果比岳飞挨斩还凄惨，屁股被打得肿到一星期在椅子上都坐不住，但我还是每天站在最后一排，看完了《岳飞传》。
歌仔戏、布袋戏虽好，然而仙堂戏院不再放电影总是美中不足的事，世界因此单调了不少。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仙堂戏院最没落的时期，这时有了彩色电视机，而且颇有家家买电视机的趋势。乡人要看的歌仔戏、布袋戏，电视里都有。要看的电影还不如连续剧吸引人，何况电视节目还是免费的——这一点对勤俭的乡下人最重要。还有一点常被忽略的，就是能常进戏院的人到底是少数，看完好戏，但没有谈话和与之产生共鸣的对象是非常痛苦的。看电视则皆大欢喜，人人皆知，到处能找人聊天，谈谈杨丽花的英气勃勃、史艳文的文质彬彬，是多么快意的事！为此，仙堂戏院失去了它的观众，戏院的售票小姐常闲得拍苍蝇打发时间，老板只好另谋出路。
到我离开小镇的时候，仙堂戏院一直经历着惨淡的时光。幸而几年以后，观众发现，电视中的节目千篇一律，其实也和歌舞团差不多，又纷纷回到仙堂戏院的座位上看“奥斯卡金像奖”或“金马奖”的获奖电影——对仙堂戏院来说，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到这时，捡戏尾的小学生才有机会重进戏院。
三十几年过去了，仙堂戏院的外貌变了。竹子做的长条凳被沙发椅取代，铁皮屋顶成了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天花板，铁铸的大门代替咿呀作响的木门。它的许多历史痕迹都被抹去了。
当然，最好的两个传统被留了下来：一是容许小孩子去捡戏尾，二是失窃的海报、剧照不予追究。三十年过去了，人情味还留着芬芳。
我至今爱看电影、爱看戏，总希望每部戏都有圆满的结局，可以说是从仙堂戏院开始的。而且我相信这种传统一直保留下来，总有一天，吾乡说不定也会出现一个特吕弗，那时即使丢掉万张海报的代价也都有了回报——这也是我对仙堂戏院一个乐观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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