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暴雨过后，空气中有种湿漉漉的感觉。
早上，我背起书包准备去上学。那一年，我9岁，已经是被散养在街上的孩子。走到县城主街，才发现洪水从西向东急流而下，马路上波涛汹涌，水位几乎齐成年人腰高。街边站着几个像我这样的小孩子，有扛着自行车的成年人正在蹚水过街。
马路对面，洪水那边，就是我的学校。
我站在马路边店铺的台阶上，望着洪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个穿白衬衣的身影在我身后出现，他不发一语，弯腰将我夹在腋下，蹚过洪水后把我扔在学校门口。前后也就几十秒钟的时间，我反应过来再看时，他已再次蹚过洪水，到了对面，接着把其他小孩送过马路。
望着他高大的身影，我辨认出来，那是我们这片的大哥，小东。
那个年代“文革”刚刚结束，很多年轻人像小東一样，都是待业青年。他们有的插队回来，有的中学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就混迹街头。大哥们都有特长奇才，也都有一颗文艺的心。他们蹲在马路边，拿一支口琴，无师自通，很快就会吹《流浪者》《啊，朋友再见》。小东曾经自己做过一台幻灯机，我参加过他幻灯故事的“首映”。
他们心灵手也狠，靠拳头解决问题是少不了的。往往没有什么理由，只是相互间的一个对视，便会产生一场蔓延半个县城的“战争”。战斗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在后面运送砖头和石子，哪怕只有10岁，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战队、自己的大哥。双方的摩擦并不是因为什么实质性的利害问题，往往只是因为超强的自尊心，飞扬的荷尔蒙就被轻易点燃。
那时候，我母亲在长途汽车站对面新开的国营商店工作。一日，商店里突然一阵大乱，小东遭到十几个人的围攻。小东挥舞着一条铁链，在商店中间以一当十，竟然不落下风。在呼啸的铁链声中，他的面孔让我难忘，用山西话来说，那是一张“精干”的脸——精力充沛、处事干练。更让我惊诧的是他的沉着，他没有一丝慌张，原来镇定是尊严的底线。他不逃遁，也不放下武器告饶，而是沉着地应对。即使满头是血，也要保持身姿的体面，直到对手散去，留下他一个人擦拭伤口。
每个男孩都是学着男人的样子长大的。从此之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我都会想起他的样子。架可以输，事可以败，但人不能垮。
后来，小东有了工作，也开始谈恋爱。早上上学时，我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带着他的女朋友沿街而上。传说，他跟女朋友同居。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可是惊世骇俗的事情，我的注意力也从小东转移到自行车后座上他的女朋友身上。他们穿街而过的时候，她美丽的面庞同样没有任何慌张，好像在挑战所有人怀疑的目光。两个人的身影合成一个爱的宣言：不顾一切，以身相许。
后来，我也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兄弟。再后来，渐渐没有了小东的消息。
20世纪90年代，大学的某个暑假，我回到汾阳，路过一个院子，发现院门口蹲着一个中年男人。他穿着白色的二股筋背心，低头呼噜呼噜地吃着一碗面条。从他身边走过时，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停下来凝视他，才发现那人正是小东。他已经从大哥变成大叔，头发稀疏、身体发胖。他那样专注地吃一碗面条，与世无争。我无法把他此刻吃面条时的专注和他过去战斗时的专注联系起来。
这一幕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能拍一部电影，讲讲我们的江湖。不单写街头的热血，也要写时间对我们的雕塑。
几年前，我听到一个故事：在某座城市，两个年轻人发生争执，会找当地提供相关服务的公司，一个电话打过去，付了费，公司就会派很多兄弟过来撑场面。往往是争执双方拨打了同一家公司的电话，俩人叫来助阵的其实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这就是一单生意，男人的血性已经转化成可以出售的服务。
我决定拍《江湖儿女》，从2001年讲到2018年元旦，故事的起点还是山西。“江湖”意味着激昂、热烈、讲义气的社会，也意味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儿女”意味着有情有义的男男女女。
写下“江湖儿女”四个字时，我好像潜到了自己的情感深处，眼前一直是小东和他女朋友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他们以身相许，在红尘里如此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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