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周末，差不多是我来中国的10周年纪念日。算起来，我在北京竟已工作了整整8年。也正是在这个周末，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不过这次的离开和此前的每一次“小别”有所不同，这一次，我并没有定好回来的时间，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回国休息了。
对我来说，中国是丰富多元的，或者说，她绝不仅仅只有令人感到神秘的一面。每一个我所生活过的地方都在提醒我，这个国家是美丽的；我在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国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激励。所以，与其用简单的正面或负面的词语去概括，我倒是觉得用“魔力”二字更能描述当今的中国——既令人栗栗危惧又让人心驰神往。
今天，我要写一封情书，一封致中国个体精神的情书。
成长
大约是在4年前，我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愿意给她的一位正在经商的朋友教英语。当这位商人朋友来到我家时，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形象与我所预想的样子大相径庭。他身材略微发福，个头不高，50岁上下，皮肤黝黑，衣着普通，留着寸头。与其说是商人，倒不如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更像一个农民。
他的英语很糟糕，即使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单词，他的发音也十分离谱。他的嗓门非常洪亮，不夸张地说，当他发音时，周围10个住户都听得到。那次课结束的时候，他说他就住在我家附近，只要我有时间，他随时都可以过来学英语。
在之后的两年里，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我家，要么是一大早，要么是大晚上。而他之所以外表像农民，也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确实就是农民。他的家乡在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庄，他小时候家境贫寒。不过，虽然生在贫寒之家，他还是顺利考上了大学，主修甜菜种植专业。毕业后，他进了一家糖厂工作，收入虽然不算高，但也达到小康水平。但就在他35岁左右的时候，那家糖厂关张了。就像当时中国北方的许多下岗工人一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计一瞬间没了着落。
好在这种看不到出路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他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他的欧洲同行们正在使用一种高质量的甜菜种子，配合上改良后的种植技术，甜菜的产量将得到显著提高。
于是他下定决心，将自己微薄的积蓄拿出来，购买了一批新种子。他本希望把这些甜菜种子卖给糖厂，但大部分糖厂让他吃了闭门羹。好在他懂农民。他决定把这些种子直接卖给农民，然后再教授他们新的种植技术。
渐渐地，他的努力为他打出了声名，而糖厂老板也开始对这个当年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推销农”投来更多关注。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随着他年复一年兢兢业业的努力，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他自己自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他后来告诉我，他第一次来找我补习英语那天，是他第一次和别人说英语。不过，虽然口语糟糕，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却令我啧啧称奇。我后来发现，这个神奇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他一直在反复阅读一本有关甜菜种植方法的大部头英文著作。那本书学术性很强，为了能读懂，他几乎把书的每一页都做了笔记，整本书几乎都被他翻烂了。
我教了他两年英语，这两年间，他从一句英文都说不顺的“学渣”，慢慢进化成了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学霸，而且你要知道，他学英语的时候已经50岁了。学成之后，他开始满世界旅行，不过他也没忘了我，还会经常来找我聊天。尽管他的音量跟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相比已经低沉了不少，但距离“悄声细语”4个字还差得很远。
不过我并不在意，他已经成为我很好的朋友。我还给他起了个绰号——考虑到他主营的业务、我们之间20多岁的年龄差距，以及他的富翁身份，我直接称他为“SugarDaddy（糖爸爸）”。
我讲这个故事，主要是想告诉大家，我在中国期间所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常态是：他们有着充足的动力去提高自身，他们渴望成长并且愿意学习。一个35岁的失业工人竟能白手起家，二次創业？一个年近半百的人竟会下定决心，学习英语？他只是去做了，所以他成功了。
在中国的这几年，我所遇到的最重要的人所教会我的是：好奇心、逻辑思维、终极目标感，所有这些都要比自尊和骄傲更重要。
目标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自然也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从小到大一直都接受本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被告知，我国的政体卓尔不群，因为我们的国家赋予我们以自由。
这句话听起来确实没什么错，但我所理解的自由却并非这个意思。自由绝不仅仅是某个政府或是某部法律所赋予人民的权利。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北京的8年时间里，每一个步行回家的夜晚都不会让我感到恐惧，我也不会去担忧自己可能会遭遇什么不测，但我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朋友就没有这种感觉了。而在我看来，让所有人都远离这种恐惧也应该是“自由”二字的应有之义。
说到自由，我不得不提一下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区别。
在美国，自由的内涵和外延相对恒定。在一个可见的未来，你大抵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中国就不一样了，在这里，自由的概念更加“波动”，如果你想要自由，你就必须要学会如何去找到它。这么说可能有些抽象，不妨用一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话来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觉得用这8个字来形容中国的自由，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这类故事有很多，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中文老师给我讲的那个。他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听国外的摇滚乐。不过他听的光盘和磁带与我听过的不同，他听的是打口碟和打口磁带。
不只是我的中文老师，在我的朋友圈中还有不少人听过打口碟。而且神奇的是，虽然那个时代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我还是能从这些年近不惑的中年人身上清楚地认出，谁听过“打口音乐”。而且我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关键特征：精神独立。
这种精神上的独立是从他们在各自职业的打拼中看出来的，他们中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媒体人，当然也有老师、学者和工程师……有一位浙江的企业家就正在用这种独立精神来打造他的企业，他说他的目标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他所在的城市，继而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从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独立和自由。我发现当“独立”“自由”这些抽象词语以最积极、最健康的形式来呈现时，其实就是真理。而当这一“真理”落到人的价值层面时，它就变成一种诚实：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认清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价值观，然后用决心和勇气去实现自己内心的目标。
家庭
四五年前，我有幸加入一个项目，主要是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做培训。有一天，当我正在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闲逛时，一个巨大的浮雕石像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走近它仔细观察，发现它其实雕刻的是中国的一个经典传说：《愚公移山》。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寓言，通过它，你能清楚地感知这个民族一直推崇的精神文化价值：把握当下、坚持不懈、目光长远。而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种价值观恰恰也是此时的中国最应该坚持的。
但于我而言，这则寓言的关键词在于“家庭”：愚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身份的？什么是家族遗产？为什么它值得一代代的人去为之付出？
我是家里的长子，我的父亲在家乡经营着一项还算成功的生意。从他接手到现在，算起来已经43年了。再往前看，我的祖父毕生也在经营这项生意。我的曾祖父也是，我的高祖父亦不例外。
如果非要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我了。我承认，这么多年来，我确实和家庭推崇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也正因为此，父亲并没有让我来继承这项家族产业。
这件事，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累积起来，让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最终，在某次气氛紧张的会面之后，我们彼此不再联系了。我后来把这件事讲给了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她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她表示不是很理解我的心情。不过她既没有责怪我，也没有长篇大论教导我如何做人。
又过了几周吧，我记得我随口问她，平时都是如何度过周末的。她告诉我，她每周末都会全天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而这位年迈的老妈妈精神状态并不理想，尤其是当她脾气上来的时候，会对家中其他成员毫不客气，无论是谁。
“这听起来很糟糕，你应该很讨厌她吧。”我当时的回应很直接。
“这跟我讨不讨厌她没任何关系。”她说，“她是我妈，这永远不会改变。不管她做什么，这个事实都是永远不能更改的。”
她的话让我思考良久。我想到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我发现，虽然我一直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个体来看；虽然我主动离开家乡，努力去开创一个与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生；虽然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个体身份是由我的自由意志决定的，但它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的身份同样是由我身边的人来定义的，也是由一些不可推卸的责任来决定的。这无关选择，只关乎事实。
自那以后，我和我的父母重新建立了联系。我现在常常和他们联络，也时常去看望二老。随着联系增多，我发现，我和他们有著许多相似之处，而我之前从未注意过。
如今，他们已成了我重要的人生榜样，他们身上的不少特质也让我无比钦佩。我知道，虽然我和父母相隔万里，我们所过的人生也有诸多不同。但作为儿子，我还是要一铲一铲去挖，努力移走那座矗立已久的“高山”。
对很多已经在中国有过长期生活经历的外国人来说，与中国的这次“分手”会无比艰难。因为，不管他们承认与否，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几乎每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前都带着一些希冀和期望，他们会为自己的中国之旅描绘一番愿景。
当然，每个人期待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有的人也许只是谨慎的乐观，有些人却是抱着天真的幻想。但无论哪种，他们都把这种“乐观”和“幻想”视为“爱”。换句话说，就是“我爱中国”。然而不幸的是，真实的中国并非如他们所愿。所以一旦他们遇见更多的“现实”，他们的“爱”就开始减退，而那些幻想也就跟着一个个破灭了。
那么，真正的爱究竟是什么？最深沉和热烈的相爱应该是两个人在看到对方最真实的一面后，还能完完全全地接受彼此，用同情心去抚慰彼此的痛楚。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在中国期间，那些对于我的人生具有非常意义的人，我会发现，在这里，在这8年，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爱的意义。
总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中国吗？”
坦白地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儿蠢，因为我有时候喜欢，有时候可能不喜欢，有时候可能既喜欢又不喜欢，所以对这个问题，我没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而我能给出的答案是：我会永远爱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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