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着那个孩子。
那个叫涂雨生的孩子。
那个四川绵阳的孩子。
想着八年前，我们在绵阳的一句话，一句写在纸板上，签了名，挂在一棵新植小树上的相互承诺：一定要活着！
想得好苦！
五月十二日十四点半，电话铃急切地把正午休的我叫醒。一接，西安来的，说是地震了。朋友像是现场直播的主持人，说：人们乱了，楼里人纷纷向街上逃；街上人也乱了，像一群无头的蜂，东跑西跑。之后，电话断了。
再打过去，电话全不通。我翻开电话本，寻找着亲戚、朋友、老师、同学，我在西安认识的一切人，电话打过去，全不通。
西安地震了吗？那里是我的家乡。
我这才想起电视，电视里报告震中不是西安，是四川，一个陌生的名字：汶川。那时说是七点八级。然后，讲到波及陕西、甘肃，甚至连台湾都有震感。
从电视里展示的地图上，我看到还有一个我熟悉的地方：绵阳。
于是，我想起涂雨生，想起我在绵阳结识的那个孩子。
于是，从那一天，五月十二日之后，一有机会，我就坐在电视机前，专注地搜索着每一幅画面，尤其是来自绵阳的消息。
我默默地为他祝福，为他祈祷；我在心里不断重复着我们和一棵树的那句承诺：一定要活着！
电视里的画面，一幅比一幅惨烈。那些地方，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争。站立着的，都是断壁残垣：折断的钢筋从歪斜的墙壁里伸出来，如人的断肢伸出的骨茬；地上是门窗与水泥板、砖瓦之类东西的层层叠压。
人们无奈而痛苦地，在那些重物下寻找着、救助着还在呼救、还在呻吟的生者。而常常拖出的竟是尸体，老人、妇女、壮汉，更多是学生。
我似乎就在现场，心跳加快，呼吸紧张，止不住泪流满面。我为这一场世纪大灾难降临在我们民族的头上，感到悲痛。这不公平！年初，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冰雪严寒的袭击，那些艰难困苦的影像还不曾在我脑海里抹去。怎么，打击会接二连三？我虽然知道我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可如此频繁的灾难，究竟是要考验我们什么？
大部队的开人，党中央的及时正确的决策与部署，让人们的心变得稳定下来。
这时，我仔细地瞧着每一张电视里的孩子的脸，寻找涂雨生。
其实，我相信，真的是他出现在电视里，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会认不出来。
因为，八年前站在我面前的涂雨生，还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
我又翻出我们的照片。他站在我和新植的那棵小树之间，依偎着我，矜持地、微微地笑着。头上，是当时组织者发绐的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身穿一套运动校服。红领巾鲜艳而轻松地飘在胸前。我得承认，这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重重的眉毛，眼睛大大的。因为是和我，和一个陌生的大人，或者他至少知道是一个作家之类的名人在一起，所以，便紧抿着嘴，不让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照片上的表情，很明朗却也很庄重，不像个三年级学生的模样。
那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春天，生活在四川的老诗人孙静轩要搞个告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大动作：邀请百名全国各地的诗人集聚成都。欢乐三日。
他做到了。就像武侠小说里常写的那样，各个门派的诗家都应约而至。倒没有什么集中话题，无非是话友情、叙阔别、吃火锅，之后，用北京话说“侃大山”，用四川话说“摆龙门阵”，并不多谈诗。
那次聚会，是一次情绪亢奋的聚会。因为，人们终于熬过和摆脱了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新世纪大约会是一个平安、富庶和幸福的世纪。诗篇里这样颂扬，歌曲里这样咏唱，文章里这样描述。人们这样祝福。很好，新世纪。
可是，那时我似乎并不乐观，写了一篇文章叫《新世纪的忧郁》，表达了我对即将到来的陌生世纪的担心：
我真有些拿不准，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该怎样祝福这个世界？也许，正是这个思路，让我和涂雨生后来一起写下了一句有些悲凉与坚定的话：一定要活着！
成都聚会，最后一个节目，是在一片空地上植树，这一片叫做“诗人林”的地方，在绵阳，是诗人们一厢情愿地要献给新世纪的礼物。
我们栽树，涂雨生来了，怯怯地站在我身边，听从我的指挥。每个诗人身边都有一个小学生，涂雨生和我只是偶然地相互选择了对方。
大家似乎没有多少寒暄，立即投入劳动。水桶、铁锹相撞声，嘻嘻哈哈的说笑声，使这一片空地成了一个露天音乐会。
树坑是事先挖好的。小树在挖好的深坑里，拖着重重的泥根，不很安分地东倒西歪。
我对涂雨生说：“你扶着小树，我来填土。”
他很听话，认真地用双手吃力地把小树扶正。我一锹一锹铲起南方胶块一般的红泥土，填在坑洞里。大概是好久没有这样出力了，额上很快就湿湿地渗出汗来。
填满土，我对孩子说：得把树根上的泥土踩实，那根部如果漏气，树就活不了啦，
三年级学生很懂事地点点头，随即，用那双穿着白色旅游鞋的脚，和我穿着粗大黑皮鞋的脚一同密密地踩实泥土。
树栽好了。我拍拍手上的土，望着小树。这是一株我叫不上名字的南方树木，枝叶散开着像一种鸟的尾羽。新栽的小树，没有表情，只是木木地站立着；也许，从苗圃挖出时，它还沉睡着，我们这一番折腾，也没把它吵醒。很好，当它醒来时，就会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伸一下懒腰，活下来。
组织者发了一方小纸板给我们，要求植树人在这红色纸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知道，这是要我们写下责任，如同在一篇文章后署上作者名字，与其说是为了扬名，毋宁说是为了责任。这棵树如果死了，就如同我们写了一篇十分糟糕的失败文章，那该是很丢脸的。
我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三年级学生在后边签了“涂雨生”三个字。大概这是常写的字，写得工整、流畅。
一棵树，就这样把我们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的名字联在了一起。
这一棵树，是我们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珍贵的、有生命的礼物。五十年后，我肯定不会再看见这棵树的茁壮与蓬勃，可这个叫涂雨生的孩子，那时，将会在这一片树阴下，带着他的孩子。回忆我们栽树的那个有趣的日子。
“写一句话吧，给小树！”孩子看着纸板下面还有宽宽的空余。便对我说。
写一句话：“好主意，写什么呢？”我问他。
涂雨生腼腆地摇摇头。
我用笔敲敲手，想了想，好吧，就写上五个字：一定要活着！
我念了一遍，孩子也小声读了一遍，他歪着脑袋，一双清澈的眼睛扑闪着，大约是想尽力弄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涂雨生，我的朋友，那天以后，你还去过那片树林吗？给那小树浇过水吗？除过草吗？大风大雨过后，它会不会倒伏？会不会折断？
八年了。你肯定长高了，长壮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帅哥了，我想，小树也一定会活下来，也一定高了，壮了。
一定要活着！
这当然首先是说给小树的。这一棵树代表了我们的一片信念。今天，站在这一片荒野里，它是为一种使命而来的。它要和一个新世纪结伴而行。风呀，雨呀，雪呀，虫呀，病呀，都会无法意料地降临。活着，就是要学会坚强，学会适应，学会柔韧，用生命的顽强战胜一切不期而至的灾难，长粗长壮，开花结果。
我想，那时，你也许还不明白这些道理，现在，你至少应该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了，这些道理该是懂得的。
我给三年级学生讲完小树，然后又说：“这话也是说给你和我自己的：一定要活着！”
那时，我觉得其中的意思说给你，有些难懂，不用太多解释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理解的。
至于说给我，当时我觉得如我这样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初的人，扳扳手指算，经历了战争、饥饿和灾难，看到听到过许多生命悲惨夭折的事件，亲历过许多生命顽强活下来的动人故事。人的生命，其实和一棵树、一株草没有多大差别，说脆弱也脆弱，说顽强也十分顽强。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就是给了我们最伟大的礼物，它是使这个世界变得美丽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活着，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保留了生命这个创造和发展世界的最基本条件。对于乐观主义者，活着，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对于悲观主义者，活着，却往往是一道难解的哲学方，程式。在这个哲学死结前面，我们常常会发现有可悲的生命倒下。
雨生，我的朋友，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新世纪的开端，对于我，却并不妙。我与许多不幸的人一样，在2003年，被诊断为直肠癌。手术、化疗、放疗，一切艰难的治疗都经历了，那些日子，躺在药味浓重的病床上，我想得很多，想到生，想到死，也想到我们那次植树，想到那一句话：一定要活着！
这五个字，突然让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我们说给新世纪的承诺吗？那时，你站在我面前，小树也站在我面前，你们像在责问：你不是说过一定要活着吗？那可是你亲笔写下的承诺，你不能食言！一定要活着！
你和小树都在鼓舞着我，我以衰弱的身躯和死神搏斗，战胜病魔，战胜衰弱。生命，再一次显示了它的伟大与光彩。
而今，该你了！雨生，该你了。
我相信那棵树，南方的阳光、雨水和肥沃的土壤会使它旺盛地活着。可是，地震，这一场天崩地裂的世纪灾难，正考验着你。
我每天都守着电视。
死亡，夺走了那么多生命，那些含苞待放、展翅初飞的生命！
灾难，又使那么多美丽的生命变成了残损，那个一直想当芭蕾舞演员的女孩，失去了腿脚。
当然，还有那么多年轻的生命表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藐视。我为那位刚刚从废墟救出来想喝一口可乐的孩子鼓掌；我为那些同样压在楼板下，却唱着歌激励困难中的同学的孩子而落泪。
绵阳，绵阳，也许还没有北川、汶川那样惨烈，那样毁灭性地遭到彻底破坏；可同样经历着震动、破坏以及迁徙的折磨。
雨生，我无法想象你的境遇，但是，无论遇到怎样的打击和挫折，你都得坚强，你要记住我们的承诺，我们的誓言：二定要活着！
小树就站在你身旁，我就站在你身旁，我们要你承诺！
我曾经把我们的故事写过一篇文章，我把那一段话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人们给了新世纪很多很多祝福，谁会不希望和相信明天会更好？但是，你还得相信，灾难其实也同时潜伏在新世纪的每个毛孔里。设法排除和战胜那些灾难，让生命的旗帜美丽地飘扬在陌生世纪的深处，对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命将是何等重要？
涂雨生，可爱的孩子，你得常去看咱们栽下的那棵小树，记着我们写在纸板上的那句话。新世纪的阳光会使纸板上的字迹褪色，但我相信那句印在你心灵里的话，是无论如何不会黯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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