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这种东西，真巧妙，正如水一样，可以载舟，也可覆舟。中华民族之所以出现过倒退，由灿烂的春秋战国、秦汉，退到近代的地步，原因之一也是读书人太多，出现了一个病：“仕途臃肿”症。
学者不事生产，清谈误国，是一件严重的事。
香港之所以成功，原因也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学少，少了一种空洞的、迂腐的、窝囊的、颓废的、顽固的、幻想的、拘束的、苟且的、退缩的、逃避的心态。
生意人务实，面对困难的挑战而苦干，勇敢而坚定地克服现实中的困难，从生活斗争中掌握了生存和成长的真知识，真学问。
加拿大政府，最近搞了一个教育调查报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教育政策出了大问题，因为大学教育面临极大的挑战，原本几十间大学，相信要裁减起码一半。读了这个报告之后，我深深为加拿大人庆幸，发觉他们毕竟扯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皇帝自私，为了巩固政权，打击天下英才，实行用高尚的迂腐教育，针对最有精力、最有造反潜能的英才一网打尽，扼杀人才。后世歌颂唐太宗的，不外是半讽半颂的一句：“太宗皇帝真长策，天下英雄尽白头。”
只有大学，才可以将人生中最有挑战性、最勇敢的二三十年光阴，送进图书馆去。
见到那些本来甚有前途的年轻人，在图书馆内磨死知识，真为他们担心，人类的前途，真会被大学这东西吞蚀。
英国人极有智慧，统治殖民地的政策有三件活宝贝：第一，开办一个跑马场；第二，开办一间高级会所；第三，开办一间大学。英国人的统治政策，和唐太宗的科举考试，真是不谋而合。
读大学，是应该的，但大学之后，便要踏入社会，将学到的有用知识，变成谋生工具，读了书而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读书不是冤枉了吗？
但可惜得很，很多人却老是在书中钻，在研究院内搞些无聊的研究，老是钻牛角尖，将本来简单易明的东西，弄得一塌糊涂，令世人不解。读书人因为有高度自卑感，便将学问变得玄之又玄；但社会不需要这些理论，世人要的，是如何活得好而已。知识本身，是人类克服了困难而得来的经验，本应是吸收了知识之后，令自己更高更强更勇猛。
可惜得很，读书人用知识来唬人，借大学研究为名，逃避责任，不肯“落手落脚”地去搞实际生产工作。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呢？美国曾经发生了一单官司，由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向一间报馆提出了控诉。亨利·福特是将汽车变为大众化的一位传奇人物，以前的汽车，是高级分子的专有玩物。
亨利·福特有见及此，认为汽车这种东西，可以凭着流水作业生产方法而降低成本。结果，福特做到了，他建立了福特车厂，并成为美国人的民族英雄。
福特是一位白手兴家的人，真是不招人忌是庸才，名成利就之后，招惹了不少是非，其中一项，是一位记者讲福特先生是一位不学无术的人。这么一句话，触怒了福特先生，于是双方对簿公堂。
在法庭上，为了证明福特先生有无学问，主审法官做了一个问答比赛形式的考试，测验福特先生是否是一名真正不学无术的人。面对着这种小学生游戏，问些好像：Ｘ加Ｙ等于几的问题，令福特先生啼笑皆非。
福特先生教训他们，这类死记知识游戏，自己的手下有大把专业人才，只要一按桌头的掣，便得到正确的答案。
懂得答题目的人，不算有学问，因为这类学问帮不了成千上万的人改善生活的。福特先生借此告诉世人，什么是真正的学问，真正有学问的人要有一定的胸襟。
这种胸襟，是包容万物的度量，能容纳别人长处的人，才懂得将别人的优点配合起来，发挥作用。
读书人和商人以及政治家的分别，便在这里，越有学问的人，越有偏见，越排斥别人，越不能合群，只有从商从政的人，明白世界在变，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他们懂得借助别人的长处，糅合以为己用，这便是“知人善用”的功夫了。
同时，有真知识的人，懂得运用知识赋予的权力，改善生活。社会在变，世界在进步。真正的知识，是在于拿捏住变和进步的关键地方，将自己改变了，以求适应社会所需。
这个道理，正如张五常教授的文章中讲及赵紫阳碰见佛利民时，赵紫阳主动告诉对方，自己没有学问，只受过中学的教育罢了。佛利民即说：“不要把在学校的时间多少与学问的高低混为一谈。有些人在学校念了很多年书也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人念书不多，但学问却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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