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肝病一向有“女怕脸肿，男怕脚肿”的说法，除此之外，她还伴有黄疸、全身乏力、脾肿大等症状。当时医生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医生认为，患者急需补充优质蛋白。既是优质蛋白，又能消肿利水的，首推鲜活鲫鱼，且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菜市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如同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父亲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
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地去黑市買鲫鱼。买回来后，他马上开始操作，先是为母亲“退黄”，按每碗鱼汤一百克鱼计算，剖二百克鲜鱼熬约三十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入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疸消退，再服十天，两眼黄疸大退，月余黄疸全消。他们即去医生处报捷，医生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父亲一听，傻了，医生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当时父亲的月收入才三十六块。虽说食堂里的红烧大排才一毛七一块，荷包蛋也才八分，但时值冬令，鲫鱼原本就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岂不是要把家里掏空了。而且医生还不知道，为了抢一条活鱼，父亲多少次揎拳捋袖，和人在鱼摊前撕作一团。
父亲默不作声。医生继续说：“鲫鱼三四两，去肠留鳞，以商陆、赤小豆等分，填满扎定，水半锅，煮糜去鱼，食豆饮汁。忌盐、酱二十天。”“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当然！”医生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李时珍说过，杀取动物用其肉，骨子里是欠仁爱的，肉还不冷，灵性还在，所以现杀不能现吃，应候其肉冷再烹。忌与大蒜、砂糖、芥菜、猪肝、鸡肉同食。”
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阿二去看看吧！”
天已摸黑。路灯下，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此时的西北风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冻得簌簌发抖的身子，但仍然坚定地蹲着。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鱼断气。”
我不解地看着他，没说话。为什么活鱼不买，非要等到它咽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的规矩，鱼一死，就腰斩而沽，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子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翕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似的叫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恹恹地叹了口气：“好吧，拿去吧，算我输拜侬！蹲了两个钟头伊港！”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抽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入鱼腹，剐出鱼肠，那鱼心还在一翕一张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父亲就成了“老蹲”，只要有耐心，就不怕等不到刚断气的鱼。刚死的鱼或处于弥留之际的鱼，尽管半价，价格还是高于久死之鱼。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或许觉得父亲“老举识货”，可以省却与人的反复解释，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格条鱼，快勿来赛哉！”
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大概第一天蹲守时他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了，发高烧到四十度。
眼见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篑，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医生也听说了父亲的故事，急颁手谕：“不必死抠鲫鱼，其他利水消肿的河鱼也可以，比如鲤鱼、泥鳅（炖豆腐，专治湿热黄疸）、黑鱼、青鱼等，只要如前法炮制，均可。”
“等断气”的范围扩大了。问题是青鱼太贵，且鱼身过大；鲤鱼固然消肿，但系著名的“发物”，忌；泥鳅口感太差；黑鱼，利水效果好，口感也好，无奈一口气总是断不了，你就是等它通宵，兴许它还在一翕一张呢。
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于心不忍，常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也不收钱。长大后读书，每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退去。
那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暖气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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