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他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梦想就是出国留学。当时每个重点院校都有两个研究生名额可以保送出国留学。为了圆梦，他经过两年努力，在研究生考试中名列全校第一。然而，因为他在校期间并不是学生干部或骨干，所以出国名单里没有他。他不甘心，开始到处打听，最后了解到北京广播学院还有一个空名额。当他想尽办法将学籍转到了北广时，申报时限已过，名额已交回国家教育部了。
他不甘心就这样失去机会，抱着一线希望，他找到国家教育部出国留学司，工作人员告诉他：“已经审批完了，来不及了。”工作人员的话好像一根芒刺，刺在了他心上。他仿佛看见那个叫做“希望”的火种，刚被点燃又要熄灭。他想了一夜，还是不想放弃。最后，他为自己想了一个办法——他开始每天去国家教育部“上班”，地点是教育部门口，一天四次问候出国留学司的司长。起初司长很奇怪，什么时候教育部“多”了一个保安而且还只跟自己打招呼？到了第五天的中午，司长吃完午饭回来的时候，他还像往常一样问候：“您吃完啦，还有点时间可以午睡休息一下。”这一次，司长终于回答说：“我不午睡了，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到了办公室，司长问他：“你为什么天天在这里等我呢？”他立即说明了原因，司长听了却什么也没说。第六天，他照样去“上班”，中午的时候他又被叫了进去，这一回司长给了他一堆资料说：“这些你拿回去填一下。”第七天，司长递给他一张纸，笑着说：“这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那张纸就是出国留学批准证。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开始尝试自主创业。先后创建了三家公司，有“双鹰软件公司”、“好莱坞影业娱乐公司”，以及一家移民服务机构“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显而易见，移民律师事务所，一定要与名目繁多复杂的法律条文打交道，而他是计算机博士出身对法律一窍不通。但是经过观察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别家事务所都是按小时收费，而移民通常会选择打电话的方式来咨询，经常是花上一两个小时都问不明白，但钱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花掉了，这让人感觉移民咨询就像个无底洞，不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办成。对此，他采用了和别家不一样的经营方式：按案例收费。比如：工作卡转签证收1000美金，签证转绿卡600美金等，最重要是他做出了承诺：办不成不收费，成功了再收费。这样他的移民律师事务所一炮打响，开业五个月后就在洛杉矶排名第一。然而，他并不满足这一切，他觉得自己欠缺的地方还很多，他要到大公司学习几年，将来再干自己的事业。
1994年，他抱着“偷师学艺”的目的，卖掉了自己的“小公司”，进入全球著名公司——微软总部，成为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在微软技术人员有一万五千多人，他只是其中的一员，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的可能。他想，要在众多人之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为自己创造成功的机会，避开与其他人的正面竞争。在微软工作五个月后，他发现了微软在Windows系统开发模式上有明显的时间落差，即：英文版本开发出来后，需要过八个月中文版本才开发出来，再过五个月日语版本才开发出来。其实，当时也有很多技术人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都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新的开发模式，找出一种可以将三种不同版本都用同一模式进行开发的方式，使Windows系统的全球发布做到零时差。经过反复测试确定其准确度和可操作性之后，他直接给比尔·盖茨发了封邮件，把自己的想法和测试结果告诉他。随后，他又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并将编好的程序都放在了里面，等待上司的召唤。比尔·盖茨接到邮件后十分重视，马上转发给他上司的上司。这个上司接到比尔·盖茨的邮件，不敢怠慢，立即把他找去谈话。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他的方案，决定公司里3500人都要使用这种研发模式。因为要在公司里宣传这种模式，还要成立一个宣传部门，理所当然，候选人只有他一个，他在进入微软八个月后当上了部门高级经理。8年后，他升任微软中国区总裁，最后被比尔·盖茨授予微软公司终身荣誉总裁。
他就是被人称为“打工皇帝”的唐骏。他的每一次成功跳槽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打工者的神话。2008年4月，他离开“盛大网络”后又以10亿元的身价，再次跳槽到新华都集团担任总裁兼CEO，成为中国职业经理人领军人物。
人生在世谁不渴望成功，而对于“成功”唐骏这样认为：“论成功，如果与比尔·盖茨和陈天桥比，我可能永远比不上。但我和自己5年前、10年前比，我成功。论打球，我永远比不上姚明，但我今年就觉得比去年进步得多。成功是没有可比性的，自己才是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尺。所以，成功要和自己比，千万不要和别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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