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呱呱坠地在关中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而我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生活就更加地捉襟见肘。为了多挣工分，刚满月，母亲就扛上锄头下了田，以致于落下了偏头痛的毛病。
父母使出了全身解数，却依然无法满足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十二三岁的大姐，上树摘榆钱给我们吃。村周围有不少的榆钱树。大姐一个女孩子，甩掉鞋，光着脚哧溜哧溜几下就能爬到树尖。摘满了小布兜，大姐“嗖”的一声滑下来，抓一把榆钱塞进我流着口水的小嘴里。
父亲在村里的林场，那里伙食比家里的好。我便在哥哥的撺掇下，腆着脸地往那儿跑。林场的伙夫，是一个头发花白的慈祥老头，每回看到我，就悄悄塞一个玉米馒头给我，我把馒头藏在衣服里，装作若无其事地跑出来。等在墙角的哥哥，欣喜地掏出来，先咬一口，这才掰一半给我。
贫穷，使人们把什么都看得很珍惜。我还曾为一堆麦草打过架。那时田里的一切收获，都要经过队里的分配。夏季一完，便分麦草，一家一堆。人工分堆，自然有大有小，我很快发现了较大的一个堆。可我发现黑娃也发现了。黑娃大我两岁，高我一头。“这一堆是我家的。”“是你家的，那你叫看麦草答应不？”
黑娃强词夺理。我自然不怕他，于是，他拔下了我一大撮头发，我抓破了他的鼻子。黑娃见我毫不退缩，捂着鼻子走了。二姐高兴地拉着架子车来拉麦草时，才发现上了一个大当，原来麦草里埋了两个大碌碡。我气得大骂一通，却没有人理我，反而惹得大人哈哈大笑。
那时候，大人吼秦腔、唱乱弹、看皮影，聊以自乐，小孩不是“斗鸡”，就是打沙包，对于此类游戏，我兴趣不高。我喜欢的是看小人书。镇上有一个哑巴，竟有好几百本小人书，逢集就摆摊，看一本2分钱。可以说我一点可怜的零花钱都“孝敬”给了那个哑巴。
为了攒钱，我捡过破烂，挖过草药。日积月累，到四年级时，我有了七八十本小人书。这样，我也想摆摊挣钱。
关中农村，夏忙后有唱平安戏的传统，看戏人蜂拥而至，而那时我恰逢暑假，于是提一个布袋，拿一张塑料纸，跟着唱戏的跑。
摆书摊的第一天就挣了5毛2分钱，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的5毛2分钱可以咥两碗臊子面外带一个肉夹馍。弟弟对我的收入崇拜得五体投地，一毛钱给他买了两个水煎包后，他就成了我忠实的下属，寸步不离地守着书摊，我却像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意气洋洋地在戏场闲逛。
上初中后，也就到了80年代，全国推行承包责任制，家里分了7亩田，还牵回了一头牛，父母高兴得几夜都睡不着。很快一部分人富了起来，村子有了第一部黑白电视。第一次看电视，把那人院子里挤得满满的。可几天后，那家人不让进了，说要买票，一人一毛。许多人便纷纷偃旗息鼓，有人给了钱，却在钱上写着“李某不要脸，一毛钱一晚”。更有甚者，把屎尿泼在人家门上，让那人苦不堪言。我在那里看过几集《霍元甲》，后来没有钱，也只好作罢。
而今，老家几乎家家都是二层小楼，家里的彩电也是一家比一家大，但坐在家里看电视的大多是妇女和孩子，青壮年都去外面混世界了。
我那时的童年，贫穷得真是让人感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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