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天太冷了，风声呼啸，我和妹妹缩在家里不愿出门，母亲一个人去村北的杨树林捡树枝。
一会儿工夫，母亲小跑着进了家门。只见她摊开一个花手绢，兴奋地让我们看。花手绢里面有一搭十块钱的钞票，叠得整整齐齐。小妹跳起来：“妈发财喽！妈发财喽！”母亲说：“我刚走到村北的路上，就捡到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捡过东西呢，谁知道这么有福气，一下子捡了这么多钱。”母亲用手蘸着唾沫，一张张数起来。这钱不多不少，正好三百。
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三百块钱顶一般人两个月的工资。小妹说：“用这些钱给我买件新衣服吧！”大妹说：“我的书包也该换了，给我买个书包吧。”母亲笑眯眯地应着。
第二天，母亲却心神不宁地说：“这钱是谁的呢？咱这么不明不白地花了行吗？”母亲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有私心，甚至平时买东西还爱占点小便宜。面对捡来的“巨款”，母亲却开始犹豫。她嘟囔着：“肯定是在印刷厂上班的人丢的，听说他们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说不定这次刚发了，就给弄丢了。”
母亲还在叨叨：“这么冷的天，上班不容易，还把钱弄丢了。丢钱的人不知道多难受呢……”话没说完，她揣起手绢里的钱，围上围巾出了门。
母亲出去了很久，我做好了饭，去门口寻她。天太冷，乡村像一只冬眠的小兽，路上了无人迹。到了村北，我看见母亲一个人在路上张望着——她在等丢钱的人。我追了上去，母亲拉着我的手说：“走，去印刷厂看看，有没有人丢钱。”到印刷厂才知道，那里根本没发工资，也没有人丢钱。
以后几天，母亲天天去路上等，还四处打听。可是，这些钱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人来认领。很多天过去了，钱还在母亲手里，母亲一直把它包得好好的。
天越来越冷了，妹妹生病了。她躺在床上对母亲说：“妈，我想吃烧鸡。车站边那家烧鸡店，每次经过，我都使劲吸鼻子，那味儿真香啊！我想尝尝，吃一口也行。”母亲看着妹妹虚弱的小模样，狠了狠心，从她捡来的钱里抽出一张10元的，揣上去买烧鸡了。烧鸡买回来，妹妹高兴极了。那只无比珍稀的烧鸡，好几天才吃完。母亲一口都没吃，她说她不爱吃。
母亲打开那个花手绢，把自家的10元钱补到里面，妥帖地包好后说：“不多不少，还是人家那三百块钱！捡来的钱，咱也不能花，花了心不安啊！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要了就欠了良心债，睡觉都不安稳。”
那时候母亲还没有把钱上交的意识。交给谁呢？警察对母亲来说太遥远，她一直过着安分简单的日子，生活中根本没出现过警察。交给大队？在母亲的概念里，大队只管分地、分柴之类的事。
一天，母亲回家后说：“我去村南了，村南红军家的大丫头从小有心脏病，说要做手术，正四处借钱。那钱，我给了红军家了……”我们都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母亲，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用这种奇怪的方式处理那些捡来的钱。母亲则笑了笑，像卸了一个重担一样，一身轻松。那天夜里，母亲睡在自家的暖炕上，轻鼾声起。
人生在世，没有亏欠，梦都会是香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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