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之前，外婆对我疼爱照顾，无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脏肿大，住进了台中中山医院加护病房。
那是某一个傍晚，外婆突然喘不过气来，四阿姨一看不对劲，赶紧带着外婆去医院。
随后，我又跑又走了约莫30分钟的路程，经过了十几个红绿灯，穿越了许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断问路边人：“请问中山医院在哪里？”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却不知道自己的远方有多沉重。我明白一个11岁孩子在医院里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抵达那里，那里有我在人间唯一的依靠。她躺在隔着高墙厚门的一间病房里，正被急救，医生说她可能抢救不过来了。
我不是一个节俭的孩子，外婆给多少零用钱我就花多少，只有透支，没有节余。深夜，我茫然地回家，口袋里只有五块台币，此刻我饥肠辘辘，下意识走到了家对面的面摊子，点了一碗阳春面。
面摊的老板是一个外省退伍老兵，做得一手好面。外婆非常疼爱我，常常瞒着阿姨们带我到面摊点卤蛋、海带芽、卤猪耳，外加一碗阳春面。
那个深夜，老板看我一个小孩走进来只点了一碗阳春面，便惯常地问：“卤蛋不要吗？”我平静地回答：“不要。”
第二天，当然没有人帮我准备中午的便当，正在长身体阶段的孩子，到了放学，已饥饿难忍。于是我又走到面摊前，问老板：“我可以只要半碗阳春面，付一半的钱吗？”我的声音平静，表情更平静——可能因为我自小倔强，遇到任何状况都不轻易流露情绪吧。老板想了一下，说：“好。”没过多久，他给了我一整碗阳春面。我愣了一下，因为我怀疑他没听清，而且我铁定付不出一碗阳春面的钱。我没敢动筷子，走过去拉拉老板的手说：“老板，你搞错了……”他立即以浓重的四川乡音回答我：“你先吃，我这会儿正忙着，待会儿再说。”于是我坐下来，还没吃完半碗，老板突然往我碗里扔了一个卤蛋，转身又走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后，再问怎么回事。约莫下午五点，客人少了些，他走过来问我：“小姑娘，你外婆呢？”我据实以告。他立即说，“你以后天天来吃饭，外婆会好起来的，你不要怕，她回来了，我再和她算钱。”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从台北赶回来探望外婆，我赶紧告诉她我欠面摊老板钱的事，她当晚就带着我向面摊老板致谢，并还了钱。隔几天，面摊老板告诉我，自己16岁就被抓来当兵，一路打仗逃难，就靠着许多不认识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济，才能活到今天。“你这女娃儿聪明，好好读书，将来好好孝顺外婆。”
11岁的我没有太多同理心，却受到一个孤穷老兵的照顾。我没明白，当他说“好好读书”时，是因为他没有读书的机会；当他嘱咐我“好好孝顺外婆”时，是因为他被迫和父母离散，已无孝顺的机会。那“孝顺”“叮咛”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想家的表达、深沉的叹息。
面摊老板的绰号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长相不好，烤熟吃起来却甜甜松松，削皮时手摸着，有点发麻。漫山遍野，只要挖个洞，就可找到几颗松软的芋仔。芋仔命贱，“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
外婆后来身体康复了。回家后，她牵着我向“老芋仔”面摊老板致谢。一年后，有一天面摊门口特别热闹，原来“老芋仔”娶亲了；姑娘是从梨山上来的、清瘦娇小的女子，没隔多久就生了小孩，后来常背着小孩在摊前烫面。面摊老板经常带着笑意跟人说话，这迟来的幸福，滋味应该特别甜。
后来我还是常常光顾面摊，标准菜式“阳春面加卤蛋”，像一种感念仪式。我几次听到他在旁边教太太，面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时候，得立刻捞起来，再搁回去；千万不能一次烫太久，否则汤糊了，面也烂了。
有一天，面摊老板不做生意了，关了门，哭号的声音穿透薄薄的夹板，凡路经夜市的人都能听到。隔壁杂货店老板娘转告外婆，“老芋仔”的梨山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被带走了，还把他多年的积蓄、藏在床底下的现金偷了个精光。我望着紧闭的门，有几次冲动地想敲他家的大门，但又觉得突兀……就这样过了三天，听说“老芋仔”上吊自杀了。
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课。我不知道我的“同理心”导师识不识字，上了多少学，我甚至写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导我的“同理心”之课，让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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