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汉昭帝刘弗陵说过，用人还是要用读书人。这话不假，做官做吏，没有点文化素养，没法子摆弄。官僚离不开文牍，不识字的人，不会写也就罢了，如果连读都不会，基本上寸步难行。不识字的，做草莽英雄，也许有行的，但做大一点了，也得有读书人帮忙，否则，就只能做草寇，成不了大事。
东汉是个儒生的天下，读书人被儒生包办。不通经的人，基本上就不视为读书人。这个局面当然不好，好些有杂学爱好的才俊之士，就给埋没了。马融、郑玄之辈，固然可以用经义断狱，但儒生包打天下，好多事还真的办不了。难怪东汉一直就没起色，半死不活的。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互相攻杀。这种时候，用人之际，原来读经读得精熟之辈，基本上都废了，大儒郑玄也只好装神弄鬼，占卜算卦。别的儒生，只能改弦更张，改得不快，弄不好就跟流民一道，填了沟壑。
曹操也是个读书人，但由于出身浊流，跟宦官有关系，所以，无论如何算不得正经儒生，他自己也以奸雄自命，一出手就像个酷吏，杀伐决断。所以，混出来之后，用的人，大多是杂家。那种装孝做悌的酸儒，到了他这里，一律成了垃圾。手下众多的谋士，郭嘉、苟彧、贾诩、程昱之辈，都是兵家的底子，玩谋略的。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唯才是举。曹操《求贤令》这样的话，如果放在东汉盛期，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谁说了，不仅朝野鸣鼓而攻之，皇帝也是要杀头的。但是，战事浩繁，用人之际，读经退不了敌兵，没有办法。所以，读书人的风格，至此一变。会出主意，能办事的大走其运。
读经装孝悌的人没市场了，但若要所有的读书人都变成智谋之士，也是不可能的。好在，读书人还有另外一条活路，那就是当作家。那年月，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作家不能靠版税过日子，但写出来好作品，人们可以口耳相传，可以抄传。尽管是乱世，文学作品依然有市场。有势力的军阀，就是乐意养这些人。
本来嘛，五经那东西，没有多少乐趣。人们不得不读，是因为皇帝喜欢，读了可以做官。而文学，包括民间的歌谣，才是读书人的真爱。经学大盛，但文学也在底下潜伏。东汉末崛起的军阀们，个个都是当年的读书人，曹操这样的，原本就是资深文青。一旦自己说了算了，文学也就冒了出来。文章憎命达，乱世出好文，能出好文的人，当然有安身立命的地方。
所以，像祢衡这样的狂士，曹操没杀。孔融做太守，乱兵打来，饮酒赋诗，真的杀到门口了，只会跑路。按《求贤令》的标准，百无一用。而且经常给曹操捣乱，曹操要禁酒，他引经据典说不行，曹操的儿子曹丕，收了袁绍的儿媳妇甄氏，他也跑出来说不好，说是武王伐纣，把妲己送给了周公。曹操还是忍了，给他一个官做。杨修总是自作聪明，每每猜度曹操的意思，扬才露己，曹操也忍了。
但是，随着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他对作家们的容忍度就变小了。如果你仅仅能写出好作品，而不会拍马屁，基本上就不大行了。孔融死了，杨修死了，连半个文人崔琰也丧了命。这事，说起来有点冤。崔琰向曹操推荐过杨训，曹操做了魏王，杨训撰文拍马，称颂其功业和盛德。大约是写得过了，士大夫们一起瞧不起他，也连带着捎上了崔琰。崔琰取来那篇马屁文字，看了之后，写信给杨训，说你的文章写得还不错，现在就得这样写。曹操知道之后，觉得崔琰其实是在讽刺他，一下子将他罚为徒隶，做苦工。没想到这样一来，崔琰反倒名声大震，宾客盈门。曹操一气之下，也把他给杀了。有人说，崔琰其实是冤枉的。冤就冤吧，谁让你没上一道表章，拍一下魏王的马屁呢？
当然，杨训是不会被杀的。那个为袁绍起草讨曹操的檄文的陈琳，辱及曹家的祖宗，投降之后，也安然无恙。因为能奉命骂人骂得如此精彩的人，拍马屁也一样精彩。果然，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陈琳写了《神武赋》，歌颂曹操，称颂其东征乌丸的伟业。夸曹操神武奕奕，“单鼓未伐，虏已溃崩。”让曹操很是受用。当初《讨曹瞒檄》止住了曹操的头风，这回的《神武赋》，估计也对他的头风病有帮助。
曹操是个大奸雄，也是个大文人，他知道哪些文学之士有分量。但有分量的作家，必须得做一件事，写拍他马屁的文章。天天拍，倒也不必，但至少得写一篇，而且质量还不能低了。如果一篇马屁文章不写，还成天唧唧歪歪，恃才傲物，即使你的文采再好，脑袋多半是保不住的。
对于那些权倾天下的大牛人来说，读书人的用处，第一，是出谋划策，第二，就是拍马屁。牛人越是牛，第二项工作，就越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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