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母亲抱着我说：“牛耕田，马食谷；父赚钱，子享福。”
父赚钱，子享福——天下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真理。儿子4岁入学，今年36岁了，还在大学进修。他向来成绩好，我又不需要他养，就没有理由要他拼命去赚钱。儿子在医院每星期工作70多个小时，我也没要求他放弃现有的工作。扣税后，他的月薪不到3000美元，计算时薪，他比不上一个香港的小学教师。如果儿子不再深造，早早出去赚钱，很容易拿到4倍于现在的收入，但他要继续学下去，我也找不到理由反对。儿子勤奋好学，也喜欢花钱，我对太太说：“补贴他一点吧，花钱可以松弛一下，儿子神经出事，我们岂不是输光了？”
不久前，我给儿子打电话，打了几次才联系到。
我问：“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他答：“30个小时没有睡了，很累，但还要继续。”
“为什么呢？”
“一个两岁大的孩子病重，能活下去的机会不大，希望奇迹出现，我不能让他死去。”
“没有其他医生替代吗？”
“有的，但这个孩子是我的病人，我要跟进。”
我只能回应：“你做得对，医生就应该这样。”
20多年前，儿子在香港念书，暑期我让他到海运大厦商场的一家玩具店做临时工。因为儿子的英语流利，对外籍小朋友推销很有一手，店老板重用他，每天下午工作6个小时给他250港元。我精打细算，儿子拼搏6个小时后要到食肆大吃一餐，来去不是司机接送就是坐出租车，总成本近400港元，收入250港元，是亏本的。但我还是鼓励儿子做下去。在玩具店工作并不是要学到什么知识，但是可以训练他的干劲与耐力，可以教他怎样才算是尽职尽责。今天儿子不计较工资，每星期工作70多个小时，算是领会了责任的内涵。
我自己昔日求学的经历远不及儿子那么惬意，只比国内的劳工好一点。因为父亲早逝，母亲辛苦持家，所以我没向她要过一分钱。在加拿大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所以我什么工作都做，较舒适的是在摄影店的黑房子工作，时薪1加元。后来我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机会千载难逢，很有前途，我就拼搏起来，每星期工作与读书的时间加起来约90个小时。我不是个例，从香港去的学子，除了几个娇生惯养的，一般都“超时”工作。有到火车站搬行李的，有敲门售货的，有到唐人街洗碗或当服务生的。我自己尝试过的工作足够写一本厚厚的书。
比较过瘾的是进入研究院之前，辛苦的工作免不了。这期间，我的发明是，与一位同学合资用500美元买了一部旧皮卡车，加50美元买了一部用汽油的旧剪草机，到处敲门替人家剪草。当时市价8美元，我们收5美元。两人合作，剪得又快又好，约30分钟便剪得让客户非常满意。过了不久，就生意兴隆。
我这一代人的生活比不上儿子的，但比我父亲那一代人好。父亲当年的拼搏与一些叔伯的艰辛，母亲生前对我说了一遍又一遍，她就是要让我知道成功的过程是怎样一回事。母亲说，20世纪早期，在香港工厂当学徒，不仅没有工资，较蠢的还要给老板补米饭钱。几个月可以学会的技术，学徒要先干洗碗、扫地等粗活，学满出师通常要5年。父亲胜一筹，他晚上自修英语，半译半著地以中文写了一本《电镀手册》。后来他设馆收徒，也卖电镀原料。他的名字是张文来，被誉为“香港电镀行业之父”，谢世后多年，他的诞辰被拜为师傅诞。火尽薪传，今天在昆山的文来行，还在生产当年父亲改进了的抛光蜡。
提到上述往事，是要说明论生活与收入，无疑一代胜于一代，但论到创业成就，以我家为例，却是一代不如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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