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了，这时候谁会打给我？此时的我正躺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休假，“喂，妈妈，我是克里斯特尔，”克里斯特尔是我26岁的女儿，她从威斯康星州打来，“妈妈，我有件事得跟你谈谈。”我突然感到有点不妙，“妈妈，你还记得我的好朋友卡西吗？伊利诺伊州的，她需要换肾，”克里斯特尔停顿了一下，“我想捐一个我的肾给她。”
我手中的电话差点掉在地上，谢天谢地此时的我是在晒太阳而不是在开车。这次度假我是和男朋友一起来的，三年前我离了婚，久久难以走出离婚的阴影，是我的三个女儿一直陪着我。尤其是大女儿克里斯特尔。
她要捐赠器官给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听起来简直疯了。这些年，克里斯特尔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价值。她放弃了自己的大学学业，说要在社会中寻求自我价值的体现，她曾经在一家影城当经理，她是那么聪明、大方，我离婚后，她一直是我的支柱。但是捐赠器官给别人我没法认同。“克里斯特尔，这需要慎重考虑。”我说道，我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克里斯特尔说她会仔细考虑，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全然没了度假的心情，脑子里全是克里斯特尔的话，她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我对她缺乏判断力的培养，我想是的。在离婚之前，我一直认为我的孩子们很健康，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很正常。我和丈夫是高中同学，感情一直不错，我的孩子们也非常健康活泼，从来没有生过大病，甚至没有骨折、没有住过院。我一直精心呵护着她们。一种前所未有的失望和恐惧包围着我，克里斯特尔怎么如此轻易地就把自己的身体摘一部分送人？
回到家我给克里斯特尔的父亲汤姆打电话，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很好啊，”他说，”我为她感到自豪。”“汤姆！”我大声喊道，“摘除自己的肾脏不是个明智的选择，我们必须跟她谈谈，让她打消这个念头。”汤姆说道：“别担心，你觉得随便两个人的肾脏就能匹配吗？还是等她们的测试结果出来再说吧。”
克里斯特尔给我讲起了卡西的不幸，她从小就得了肾病，之前已经进行了一次肾脏移植手术，但不幸的是，手术并不成功，她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的确是个悲惨的姑娘，但我提醒克里斯特尔捐肾并不是她的责任。
几个星期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又接到克里斯特尔的电话：“妈妈，简直难以置信，我和卡西的测试居然是匹配的，医生说我们的匹配程度就像亲姐妹一样。我想过几个月就进行手术。”我仅存的侥幸也破灭了，我不得不进行最后的争取，但克里斯特尔还是不为所动，“妈妈，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了，我需要你的支持。你也见过卡西了，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女孩，你能眼睁睁看着她每日忍受着这样的折磨直到死去吗？更何况她是我的好朋友。妈妈，我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帮助别人才是自我价值的最好实现。”我的眼泪流了出来，面对女儿的这番话我无言以对，只好点头答应了。
手术那天，我陪在克里斯特尔的身边，卡西的妈妈也一直陪伴着女儿，她的话不多，满是憔悴。两个孩子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过了许久，我转身看到卡西的妈妈躲在墙角，身体不停地抽搐，我知道她在哭。哪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痛苦不心疼呢？我开始理解克里斯特尔的决定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克里斯特尔被推了出来，她还没有醒，我看着她。想起了她刚出生时的样子，小小的、弱弱的，是那么无助，如今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肯牺牲自己延续别人的生命。“你是我的英雄。”克里斯特尔醒来我这么对她说。
如今两个女孩恢复得都非常好，当地的电视台还采访了她们。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她们，还有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有很多种，克里斯特尔让我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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