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军纪的《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中写了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的两件轶事。
20世纪20年代，叶企孙做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时，系里有个勤杂工叫阎裕昌，此君勤劳、聪明、肯学习钻研，叶企孙将他安排到实验室有意培养。阎裕昌很快掌握了技术，叶企孙破格提拔他为实验员，辅助讲课。勤杂工在那个时候地位极低，被称为“听差”，这个称呼明显带有歧视意味，尽管身为阎的直接上司，叶企孙却特别尊重阎裕昌，从不叫阎为“听差”，开口闭口都是“阎先生”，他也教育学生同样这样做，不允许他们喊阎裕昌“听差”。
上世纪初，物理学刚刚从西方传进来，是一个热门专业，许多新生进了清华大学后都想读物理系。叶企孙总是认真地对每一位提出要求的学生进行面试、核查，他首先查看分数，分数高的只简单地问几句就办手续。分数不合适的，他绝对不会说你成绩不好，没有达到物理系所要求的门槛，而是非常和蔼地告诉面前的学生学物理会面临许多困难，不仅修完全部课程很难，毕业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很多人听他这样说也就自动放弃了，有个别的不愿放弃的同学怀疑问题出在自己的分数上，死活要求叶企孙实言相告自己的得分，叶企孙却从不愿说出分数，只是耐心劝说他们放弃原来的打算。
叶企孙如此尊重别人，甘愿放低自己，不是因为自己真的低矮，相反，此时的他在清华正如日中天，高耸得像珠穆朗玛峰。叶企孙才华横溢，16岁就完成了《考证商功》这篇才华横溢的学术论文，两年后发表在《清华学报》上。此后他一发不可收，又在《清华周刊》发表了《革挂解》《天学述略》，在《清华学报》发表《中国算学史略》，深得梅贻琦等老师的器重。赴美留学后，叶企孙又写出了《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这篇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论文，被美国人称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由于它的精确，此后15年里，世界物理学界对这个测定无人再敢问津。清华是把他作为杰出人才引进来的，从个人的职业影响力来说，当时的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仅有的两名教授之一，梅贻琦出任教务长后他又变成了唯一的一个，是学校少壮派教授的领袖，备受大家推崇。如此情况下，还能将自己放低到尘埃，非常不容易。
将自己放低到尘埃，必须不怕淹没了自己。像叶企孙，才华出众，人品非常高尚，然而，他不屑于宣传、张扬自己，这样很可能形成如此局面：以个人素质论，这个人确实极其厉害，但社会上的人出于某种隔膜也许并不觉得他厉害。假若不具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假若不对名利多一点超脱，一个人很难抵达如此境界。
世界上有两种牛人，一种有点小成绩，就千方百计张扬自己，总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完美无缺，自己拥有的每一种特长都人所不及。叶企孙这类人不同，一方面他确实拥有极高的天赋，出类拔萃的才华；另一方面他更有一颗平常心，能够充分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别人不具备的长处，因此自觉地不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的短处比，自然也就不会觉得自己如何高人一等。换句话说，叶企孙将自己放低，不是出于刻意，而是出于对他人已经显现或潜在的能力的欣赏。
一个人敢将自己放低到尘埃，让灵魂接受大地和天空的双重滋润，恰恰可以成就自己的高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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