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刚刚跨过四十虚岁的门槛，恰合古人的“不惑之年”。
从梅红鞭炮朵朵开到杨柳春风度小桥，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心境就有了大改变。好比一只巨手掌拍开一枚石蛋，露出里面软软的蛋清蛋黄。
四十岁前很羞怯，被人白眼相加会惊怕，被人青眼相待会惶恐，一味委曲求全，不敢稍加逾越，到了四十岁，惊觉一寸寸都在死，于是这个“不惑”一下子鲜明起来：世界，我前半生的岁月都交付与你，与你周旋，现在，后半生的岁月，洒家要自家过起来。
怎么过起来呢？想说的话才说，想做的事才做，想见的人才见，为想得到的东西而做努力，而不是想说不想说的话都说，爱做不爱做的事都归拢来自己做，想见不想见的人都耐下性子堆下笑脸来见，而且还口吐莲花——我又不是卖笑和搞政治的，至于大家都有而我没有，以前怕人耻笑，如今却想如李逵一样大嘴一咧，巨眼一瞪：老子乐意，关你鸟事。
以前读《归去来兮辞》，只一味爱它的疏淡辽远，深沉的孤寂，现在却凭空感觉应该是陶渊明四十以后才写出的文字。翻查文献，果真如此：陶氏四十一岁时（公元405年），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然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冠去职，赋《归去来兮辞》。
他这样做，大概也出于同样的赌气心理，要泄掉前半生积攒了一肚皮的鸟气闷气胃肠胀气，来赌出后半生的大志气，所以他的《归去来兮辞》里才会有那样欣悦归家的心情，和那样寂寥满意的神态，以及寻到真味后的深沉慰藉。也恰是因为有了那样历尽千劫才修炼得来的淡泊豁达的芯子，才会有这样荷锄种豆，煮粥赊酒也声色不动的壳子。
而这一切，皆是因参透了“余生”一念，生出了悚然警惕之心，才做出的大决定。
初入尘世，乍陷人群，人的心灵刚开始都是或金镶银缠，或泥裹土封，社会的庞大涡流吸得人沉湎进去，纠缠聚结，乐在其中，打生打死，而那被社会和人群踢出来的人，即使是号称“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雅士，也会在鼻青脸肿之余，发出不合群、被排斥的哀愤之音，让人隔一千多年都能闻见字里行间的酸气。只有等他自己明白过来，痛下狠心，才会在自找的孤独里寻回真正的宁帖。所以“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会因“门前冷落鞍马稀”而琵琶声咽，陶渊明的世界却会因为“抚孤松而盘桓”而月华如水。
还有那个维摩诘，前半生文名盛举，后半生修成居士，及至四十岁隐居终南，陶醉辋川，与友人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他的“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读来读去都没有退出世事抛却浮华的悔意，只让一腔心意尽交付与山川流水。
当然，既有人不肯亏待自己，要从世事中退隐开去，就会有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要从退隐的状态中拼命走上前台，比如孟浩然。这人作了半生隐士，却在四十岁到长安应试，落第后又作诗《临洞庭》献张九龄，以求致仕：“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虽说诗很功利，人也功利，可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在剩下的岁月里学会遵从自己的志气，善待自己的心意。凭这一点就值得人尊敬。
所以这个“不惑”，算来算去，应该不算什么洞明人情、通达世事的范畴，倒是因为余年无多，再也不肯亏待自己的一点私心。
四十如坎，坎里一个世界，坎外一个世界。这个坎是孔夫子设置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一句话，逼得无数人在坎里的时候遐想坎外的岁月，及至坎近，更是心心念念,如同过关,期盼到时候一切迷惑终得解释；及至到了坎外,才发现迷惑仍旧存在,接着再回头细想前半生的岁月,却发觉尘世漂流,金玉沉埋,心灵已被层层遮盖,在看不见的角落独自哭泣,无法呼吸,心中酸痛之念一起,就好比生命给凿开了一道缝,渐渐透进阳光,才露出“不惑”的真面目来。于是,余年里,艳阳下,一个个初生的灵魂奔跑跳跃,鲜净美丽,如同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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