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反思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时代。
只要是中国人，都对“站稳立场”这个词不陌生。
什么是“立场”？一则“最高指示”就是“立场”的高度概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立场”的本质就是“认清形势站好队”，认势不认人，永远站在势力较大的一边。“立场”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两个团队发生利害争执时，你得“认清形势站好队”，如果判断错误“站错队”，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就算你是诸葛亮也不例外。
二是你得无条件服从本团体领队的指令，就算明知领队在胡说八道，也不能说半个“不”字。
三是你得无条件维护本团队的急功近利，哪怕明知本团队无法无天，也得跟着团队随波逐流。
四是你得无条件为本团队成员“护短”，哪怕明知此人是祸害团队利益的老鼠屎，也不可对外认错，就算要处理也只能用“内部纪律”。
五是只要是本团队“认为”的竞争对手，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假想敌，你就得遵从“坏人推论”。对方干的事纵好也坏，对方团队也“没一个好人”。哪怕对方在“义务献血”，也得炒作成“别有用心”；就算对方团队出了鲁迅、孙中山，也一样要将其诬为“敌对势力”。
“立场”的行为逻辑，属于典型的“帮派思维”。
什么是“是非”？
和“立场”相比，“是非”的内涵就要简单得多。
只看你的所言所行是有道还是无道，是“务实”还是“做假”，是维护还是伤害了社会公德和公众利益，是否伤及无辜，是推进还是阻碍了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
一切都是就事论事，不管你来自何门何派，也不管你先前做了多少好事或坏事，只有一个答案，不存在双重标准。和尚不能吃肉喝酒，大学不能卖文凭，专家教授不能说昏话，教师不能发职业财……这是必须遵从的“职业道德”，而不是你的“自由”，更不能从“改革”上找借口。
传统中国曾经是一个讲“是非”的民族。我爷爷讲过，本地熊氏家族在上世纪30年代活埋了4个人，原因是我族和仇家发生械斗，那4后生依仗熊氏在当地的大族地位，居然冲上去对仇家的大姑娘动手，脱下了对方的上衣。这等伤天害理之举，不用仇家上告，本族人就义愤填膺把4人活埋了。这或许是熊氏家族能成为当地望族的主要原因。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民族放逐了“是非”，转而向“立场”投诚了。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被要求“站稳立场”“立场鲜明”，却很少被要求“分清是非”。在“文革”的疯狂岁月，“阶级敌人”就算跳下急流舍身救人，也一样是别有用心，企图磨灭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堕落为一个没有“是非观”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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