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校长约翰·赛克斯顿最近再访上海纽约大学，他们通过美国纽约大学的筹款平台，为上海纽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募集到2500万美元的海外捐赠。在海外，校友或者在校生、新毕业生家长为学校捐资办学是惯常活动。而到了中国，就有人问这位校长：“捐款人出于换取利益的目的，会不会在捐款后得到学校的某种承诺或政策倾斜，尤其是在招生环节上？”
为此，已在任14年的赛克斯顿校长讲述了一个自己的故事。那是1988年，他刚被任命为纽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第一年，就在一周之内打了3个“艰难的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法学院教育基金会的理事长，此人现在已是校级基金会的理事长，赛克斯顿坦率地告诉他，他的一个家庭成员申请入学，已被法学院拒绝；第二个电话打给了老校长，告知老校长，他儿子的入学申请被拒绝了；第三个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妻子：“亲爱的，你的弟弟还是被拒绝了。”
赛克斯顿的电话其实是奉告同僚、领导和亲人：招生与学校的其他事宜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因为钱、权、情面乃至血缘关系而改变。如果一个学生符合入学标准，通过了入学考评，那么无论贫贱富贵，他都有权享有这所学校的高等教育。从院长到校长，赛克斯顿把这条原则坚持了26年，他说：“别的校长我不敢说，至少我是这样的校长。”
一校之长真对招生不加干预吗？其实，在教育发达国家，校长主要负责两件事：一是找钱，二是找人。找钱就是动员各方募资兴教，找人就是寻觅最需要、最中意、最有价值的师资力量。至于招生，这是独立运行的招生委员会负责的事情，校长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
人情世故是难以回避、难以谢绝的，唯有建章立制、依法合规，按照一套符合国情、科学可行的筹款与招生机制去办事，才可能出现赛克斯顿校长打出的这种“说不”的电话。当然，不用打电话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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