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于环境复杂的纽约市劳工区切尔西，并跟该市其他地区的人来往。时值嬉皮士时代，我身穿大喇叭裤，头顶阿福柔犬蓬蓬头，脸上涂满五颜六色的彩妆，为此，常招致住家附近各式人士的批评。有一天晚上，我跟邻居友人约好一起去看电影。时间到了，当我身穿扯烂的吊带裤，一件绑染衬衫，以及一头阿福柔犬蓬蓬头出现在朋友面前时，她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应该换一套衣服。”
“为什么？”我很困惑。
“你扮成这个样子，我才不要跟你出门。”
我怔住了：“要换你换。”
于是她走了。
当我跟朋友说话时，母亲正好站在一旁。这时，她走向我：“你可以去换一套衣服，然后变得跟其他人一样。但你如果不想这么做，而且坚强到可以承受外界的嘲笑，那就坚持你的想法。不过，你必须知道，你会因此引来批评，你的情况会很糟糕，因为与众不同本来就不容易。”
我受到极大震撼。因为我明白，当我探索另类存在方式时，没人有义务鼓励我，甚至支持我。当我的朋友说“你得去换一套衣服”时，我陷入两难抉择：倘若我今天为你换衣服，日后还得为多少人换多少次衣服？我想，母亲是看出了我的决心，她看出我在向这类同化压力说“不”，看出我不愿为别人改变自己。
人们总喜欢评判一个人的外形，却不重视其内在，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就要坚强到能承受这些批评。我的母亲告诉我，拒绝改变并没有错，但她也警告我，拒绝与众一致是一条漫长的路。
我这一生始终摆脱不了与众一致的议题。当我成名后，我也总听到人们说：“她在这些场合为什么不穿高跟鞋，反而要穿红黄相间的快跑运动鞋？她为什么不穿洋装？她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到头来，人们之所以受到我的吸引，学我的样子绑黑人细辫子头，又往往因为我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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