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她有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她去哪，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
“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像，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
但一切了解的开端，也埋在同一句话里，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浸没于他人之中。
浸没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
敏感的人，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被“怎样”，就会被动，摇晃不安。
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的书中只采访了受害人，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轻时被教育要解放2/3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才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
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托尔斯泰信仰真善美吗？当然。但他有才能，不会用简陋的方式掌握真理，“像披起一件皮大衣一样快”。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这与道德无关，他只是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称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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