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我知道自己最终也要到香港来。1957年6月，我到了上海。那时正是鸣放最火热的时候，也是环境宽松的时候。7月份，反右就开始了。当时上海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各地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忽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有办法把你们带到香港去，相信我的就参加，费用只能用港币支付。”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在北火车站集合。
到了香港，他问我家在哪里，要把我送过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们一起躲在楼底下避雨，等雨小一点就冒雨去了我的父母家。妈妈一开门看到我，吓了一大跳。从上海到香港，他只收了我150港币，还帮我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这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150港币。
当时从各地来香港的年轻人非常多，我们当时联系到的就过千了。这种联络一直维持了20年之久。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了大学的校长，有的成了着名的教授，有的成了很出名的出版商，因为大家各自都很忙，也就很少联系了。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他们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到《工商日报》。我是7月份到香港的，9月份写了那篇小说，10月份就被发表了。前年我回来的时候，香港的记者真是本事大，竟然把那篇小说找了出来。我自己再看：哇，这样规规矩矩的文章竟然也能写得出来。当时文章登出来后，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90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9000字，100O字10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的，让我继续写。我这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写到后来，我经常给一家叫《真报》的报馆写稿，结果《真报}的社长找到我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反正我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丁。”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300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300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都没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600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600字的社论。
当时台湾有个叫司马翎的很出名的作家，在《真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的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1000字3块钱，一天2000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就可以写2000字！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1000字10块钱，每天写2100字。到了月底，我拿到630块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五，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那是在1960年，金庸的报纸是1959年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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