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四野某团指挥部，设在辽西一个偏远山村。夜深人静，团长和房东坐在火炕上唠嗑。团长说：“你去买两包烟。”房东下炕。团长说：“拿钱。”房东说：“跟他赊，秋后算账。”团长说：“等到秋后？我在这儿没房子没地，人家信得过？”团长从黄背包里掏出一大把钱，花花绿绿的。有国民党东北七省流通券，有共产党的东北人民币，有日元、卢布。团长抓起一把票子，塞到房东手里，说：“现在货币混乱，啥钱都有，要什么，咱给他什么。”
房东拎着灯笼，走出去。小卖店关上了窗闸板，房东敲半天，小窗口开了。房东说：“拿两包好烟。”塞进去两张票子。
店主点燃洋蜡，说：“流通券，国民党不好使了。”把票子送出来。
“这张行吧？”房东塞进去一张一万块钱的东北人民币。
店主说：“挂账吧，秋后给我粮食。”
房东说：“共产党的钱不好使？你找死呀！”
店主与房东不睦。店主不憷房东，说：“你瞅你那猴样儿，攀住大树了，一摇，就哗啦哗啦给你掉果子。”
房东说：“你讽刺我？”
店主扔出两包香烟，“咣当”，关上小窗口。
房东骂骂咧咧地回来了，添油加醋，将店主凶神恶煞的样子形容一气，说得店主简直像个反动分子了。房东心想，让当兵的去收拾他。
不料，团长对深山沟里唯一的小商家，充满感情，指示战士们保护好小卖店。
最近，刚读了海明威的小说《检举》，引起我的联想：
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个奇科特酒吧。我经常光顾那里，侍者与我是老熟人。那天，我和侍者发现另一桌有位客人，是酒吧的老主顾，后来成了法西斯分子。他现在脱下了军装，但在盟军的城市里，竟敢进来喝酒，真是傻透了。战前，我与那个人很熟。他现在不认识我了，或者没有注意到我。
我和侍者心情复杂。侍者低声问我怎么办？
我说：“我是美国人，尽管我是盟军战士，但我不想在你的店里，检举一个老熟人。”我告诉了侍者保安总部一个朋友的电话。
侍者说：“他是个老主顾，而且又是个好主顾。再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检举过人。但我有正义的责任。”侍者去打了电话。
我和侍者握过手后，走了。我刚离开奇科特酒吧，看见保安总部曲大卡车开到，抓走了那个家伙。
我回到旅馆，给保安总部的朋友打电话，问那个人知道不知道是侍者检举了他？朋友说：“不知道。”我说：“那就别告诉他。”朋友说：“那有什么关系。这个家伙马上就要被枪毙了。”我坚持说：“别告诉他。”朋友答应了。我心里舒服了许多。
海明威说：我们对这个喝酒的去处，都怀有一种感情。那个家伙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蠢到敢旧地重游。我不希望他，奇科特的老主顾，临死前改变对酒吧的美好印象。
这两个故事，都距今半个多世纪了。在严峻残酷的日子里，战士们贪恋一支烟一杯酒，珍视一个小卖店，一家老酒吧的声誉。也护卫着商业文明的方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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