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的心性还是个小女孩。总以为父母宠着我，男朋友爱着我，这一切都会永远陪着我。即便确认了男朋友真的人间蒸发了，我还是不相信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了。
那是12月底，新年就要到了，兰州的大街上缀满了一闪一闪的小彩灯。夜里的黄河几乎看不见波光，沉沉的，浑浑的，我想如果我跳下去，一定没有人能发现，河水瞬间就能淹没一切。我死了，父母一定也活不了。他们就我一个女儿，我哭了，无比伤心，我不想死了，他不爱我，我不能不爱自己，我没有做错什么啊。
从那天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除了父母，没有人能不离不弃；也坚定了一个信念，谁都可以不爱我，但我自己不能不爱自己。
5年后，我已经在北京拿下了博士学位，并留在了妇产医院当了一名妇科医生。2004年，我去美国做了一个时期的访问学者。在那里我结识了两个朋友，Julie和Stella。她们给了我特别大的触动和影响。
第一次见到Julie的时候，是在医院。我去观摩一个卵巢割除手术，手术即将开始，患者突然拒绝手术，大哭大闹起来，医生面面相觑。这时，一个穿绿色短裙的亚裔女人被引领到隔离区。她走向患者，她们似乎很熟悉，她拥抱着她，她们窃窃私语着，过了十几分钟，护士悄悄告诉医生可以准备手术了，患者的情绪平复了。那台手术很成功。走出手术室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个亚裔女人，她看见了我，冲我微笑着点头。医生的助手介绍她，义工Julie。她的工作就是安慰患者及其家属，是义务的，没有酬劳。
接下来的日子，几乎每天，我都能看见Julie陪不同的患者进进出出，亲密无间。渐渐地，我们熟悉起来，当她得知我来自中国，立刻用普通话和我打招呼。原来，她是中国人，来自台湾。
她很爽朗，不忌讳谈任何事，生死离弃，她都一笑而过。她其实也是个卵巢癌患者。40岁时割除卵巢，然后经历了丈夫外遇，离婚，儿子死于车祸等人生大悲时刻。她说，离也离了，死也死了，痛也痛了，苦也苦了，我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我就得好好活下去。于是，一边放疗化疗，一边做起了义工，去安慰和帮助那些挣扎在病痛中的不幸的人。她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但她一点也不孤单，医生需要她，患者也需要她。
Stella来自日本，也是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她在日本经营6家公益性质的妇婴保健院，有上千个孩子叫她妈妈。她每天都非常的忙，可是不论多么忙，她每天都和保健院的孩子和妈妈们通电话，还拍一些生活照发电子邮件传回去。我问她会不会很累，她会微笑，说，累，却很开心，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感觉很幸福。
其实，Stella的人生也是不完满的。她曾经结过婚，但丈夫因为不能忍受她的忙碌，而与她离婚。她特别喜欢孩子，但却没有自己的孩子。她说她实在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所以，宁肯不要家庭不要自己的孩子。
认识Julie和Stella仿佛打开了我人生的另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另一个属于我同类的世界。她们那样自得地生活着，美丽着自己，照耀着世界，真实地喜悦着，幸福着。我和她们其实是一样的心情。可是，每当父母很殷切地希望我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很尴尬和愧疚，不知道怎么向他们解释，他们一直认为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我是孤单的，快乐和不在乎是伪装出来的。其实，我真的很好。
2006年，我回国了，继续做医生，同时开始做类似义工的其他公益事情。每天都在充实而有序的状态中度过。这几年，父母常来北京小住，我就带她们去我工作的地方，他们终于开始感受我的自在了。Julie和Stella先后来北京看我，她们的故事，很让我母亲感叹。以前，每次离开北京回老家，母亲都会在临别前欲言又止，无数的放心不下盛满了眼睛。现在，不一样了，她知道我会过得很好。她曾经和Julie说，我不再担心安娜了，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我也不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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