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老师费仲兴和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退休前，他又和数字较上了劲。这次，他是要把一个抽象的数字变成一份具体的名单。登上这名单的人死于南京大屠杀。在位于南京江东门街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名单墙上，刻着数字“300000”，而如今官方能提供的名单只有14000人。
费仲兴一直琢磨，要寻访在世的大屠杀见证者。一碗稀饭下肚，跨上自行车，费仲兴早上7点从学校出发。2001年，他的体力开始衰退，最初他制定的目标是以“炮校”为圆心，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村庄要挨个儿去一遍。最初两年，他的调查只在周末进行。2004年退休后，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他都会一早出发，调查的范围逐渐扩大。
早上出门，中午回家，下午把谈话记录整理好，再敲进电脑里，费仲兴严格遵守着这样的时间表。在他书柜的底层，摞着十几本笔记，翻开来看，除了密集写满行间的口述记录，更显眼的是一组组人名。
“说清楚一件事，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费仲兴扳着手指头慢慢说道。
然后又竖起大拇指，重重地强调：“这几个要素中，人是核心。”因此，人名是费仲兴最看重的事。在他看来，每个名字都曾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他要记下他们生前的样貌和临终的惨状。大部分遇难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饼”这样的绰号。老人说不出完整名字的，费仲兴就在姓氏后画上圆圈。
有时，为了确认一名遇难者，他要找好几位老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90岁的庞家边村民刘素珍曾目睹日军“削梨一样”屠杀了13名“跑反者”，费仲兴花了3年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原籍，证实刘素珍的口述，并获知8个姓名。
几年下来，他跑遍了汤山地区的100多个村庄，超过半数遇难者的故事和名单，是他用自行车“蹬”回来的。熟悉他的师生遇见他总会问：“今天去哪儿？”最终，费仲兴的名单上积攒了834个名字。他收集来的口述被编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寻访来的名字被刻上遇难者名单墙。
费仲兴不想煽动民族仇恨，他也会用佳能数码相机，更不反对人们购买日货。对于中日关系问题，这位老人读报纸、看电视，保持关心，谨慎谈论。
2003年，南京汤山湖山村建起了民间第一块纪念大屠杀遇难村民的石碑，上面刻有费仲兴等人提供的名字，建设过程中也有他的捐款。此外，他还查清了1938年春节日军在西岗头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真相。
如今，费仲兴已搬回南京市区。他换了一辆新自行车，除了载小孙子上学，他仍然蹬着车，继续他的田野调查。眼下他的目标是，寻找抗战前国民党军队在紫金山修筑的碉堡。
在这面中国的“哭墙”上，已经刻下1万多个名字。然而费仲兴总觉得，比起30万，这面墙还显得空空荡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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