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混合了以前两本畅销书的策略：《裸猿》，将社会学问题当做生物现象来观察；《格调》，以略带嘲讽的口吻来津津乐道富人们的豪奢和品位。这两种策略不单在于修辞，而且在于自我保护。这是一种反讽的话语结构，但它所带来的却并非一种解放和拆解，而是更为润滑、无痛的被动接受，对富人生活方式和观念在一种温和、安全的氛围中加以接受。
富人就是不一样，这是被他们多得要死的金钱所决定了的。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与我们很不一样的人时，我们的道德感受到了挑战，我们的伦理指针颤动不已，晕头转向。仇富？羡富？转过头去漠不关心？或者酸溜溜地说出那句老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所有这些不同的态度和口气都让人感觉虚弱和无能。
这种虚弱和无能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仇富在仇富的年代是理直气壮的，那是在我国的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羡富在羡富的年代也理直气壮，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万元户”，90年代初期的全民下海大经商。但，现在，既没有运动—无论是仇富的运动还是下海的运动，又没有圣人—不论是圣人是他人，还是自己。我们目中无神，伦理的底盘在空中飘扬。因此，我们的修辞发达起来，进入了一个反讽高度发达的时代。想说爱你，又倍感恶心，于是，就有了周星驰那句著名的以恶心攻恶心的“爱你一万年”，无数男孩、女孩找回了他们的爱情话语。同样，要说起有钱人，要窥看巨富的神秘生活，读者们也决不能接受一本封面上印着钞票的畅销书，这本书不能直接叫有钱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而要把他们叫做—“大狗”。
富人自我夸耀的生活方式和顽固习性我行我素，决不会丝毫顾及到非富人的判断和评价，而真正被反讽所拆解得一塌糊涂的恰恰是读者—窥视者对生活方式的原有判断，尽管它原本就是支离破碎的、飘摇不定的。
就像只有五千年灿烂文明才会孕育出阿Q一样，只有在高度成熟的文化自我保护装置下，人们才会将富人叫做“大狗”。而《大狗》却会告诉你：富人之所以为富人乃在于他们较之我们更接近动物，他们不文化，他们直截了当，攫取财富，谋取权势、追逐女色—肆无忌惮、贪得无厌。
《大狗》有种呆板的压迫感，让人转不过身来。被观察者作为动物我行我素，动力十足，始终如一。观察者在话语泡沫中彻底浸泡，手足无措。富人、非富人都是被规定了的，生活被方式化和习性化，无论是富人还是非富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动欲动念都是被规定了的。
罗兰·巴特拒绝对自己给出判断。因为，“判断即意味着：‘我’变为‘我是……’我被迫从属于一个谓词—某一方向、机制、着力点，从而沦为笨重的实体。”
罗兰·巴特无法被规定，但罗兰·巴特是个有智慧的人，而智慧并非是人人都有的品质。“至少现在让我停留在这片空无：纯洁，而且不会被点破。”你在智慧界限的这边还是那边，这是你先天就被规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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