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扣从香港来到上海，仍旧当摄影师。他四十多岁，单身，在上海古北租了套一室一厅住，不工作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很无聊。香港老乡常喊他一起去KTV，他想反正也无聊，就随着去。香港老乡们在KTV里，趁着包房里灯黑，摸小姐的大腿和胸部，麦扣不这样。麦扣和小姐喝酒，或者摇骰钟，摇的结果还是喝酒。
麦扣认识一个小姐叫玲玲。香港老乡们带小姐出台去宾馆开房，麦扣也带玲玲出台，去云南路美食街吃夜排档。玲玲说你们香港人说的粤语好土，鼻音很重，象乡下人，麦扣大笑着说他也这么觉得。
玲玲说你每次叫我出来只是吃夜排档，别的啥也不干，对于做我们这行的来说，你这是在侮辱我。麦扣说扫瑞哦，我也想和老乡们一样，我就是不好意思开口。玲玲站起来拤着腰说你有地方吗？要是没有我有地方，现在就走。麦扣仰视着玲玲，觉得她真是那个，那个大陆人说的“汉子”。
麦扣把玲玲带回了家，完事后玲玲洗完澡，围着浴巾从浴室出来。麦扣藏在被子里只露一个头，用怯生生的语气问：“大侠，今天可以不走吗？”玲玲大笑着一把扯掉浴巾，光着身子钻进了麦扣的鹅绒被窝。
过了几天，麦扣又带玲玲回家。拿出钥匙正要开门，一看门已经开了，留着条缝。麦扣推开门，说了一句：“哦谢特，被盗了。”他冲进卧室，里面的一个保险箱被撬开了，他沮丧地重重坐在床边。
玲玲关切地问：“丢什么了？”
“照相机和镜头，”麦扣说：“十几个镜头全被偷了，吃饭的家伙没了。”
玲玲默默离开了，走时轻轻拉上了大门。
第二天，麦扣还没起床，有人按门铃。麦扣开门一看，是个快递，让他签收一个大纸盒子。麦扣把盒子拿到客厅里，放在茶几上，拆开一看，是一部崭新的单反相机。里面有张纸条：“吃饭的家伙回来了。玲玲。”麦扣把纸条捂在胸口，热泪盈眶。
麦扣和玲玲好上了，麦扣对玲玲说：“别干了，我养你。”
玲玲说：“必须干，我需要很多钱，全家都指着我。另外，要说挣钱，我比你挣得多。”
麦扣和玲玲分手了，他无法接受女朋友从事的事业。
麦扣退了上海的房子，去了杭州。离开上海，是因为上海对他来说是个伤心地，去杭州，是因为报纸上说，杭州是最适合居住的城市。麦扣在杭州还是当摄影师，他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租了一套房子，还是一室一厅。
有个下雨天，麦扣没有工作要做，就拿了钱包去房东家付房租。一梯两户，他住一户，房东住对面。麦扣敲门，门开了，房东面色绯红，她正一个人喝酒。房东三十几岁，漂亮有风韵。房东喝多了，和麦扣说了很多。她说她曾经和一个台湾人同居，为他生了个儿子，台湾人把儿子带回了台湾，从此她和儿子失去了联系，台湾人给他两套房子作为补偿。麦扣问：“我那套，和你这套？”房东没有回答，她头一歪，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麦扣轻轻把房东抱起来，放到卧室的床上，然后轻轻地关上门回了对面的家。
麦扣和房东好上了。房东说：“我一直在等一个善良又有风度的男人。”
麦扣发现房东常常把一个婴儿的照片拿出来看，除了看婴儿的照片，还看一个男人的照片。看男人照片的时候，还用手抚摸照片上男人的脸，然后泪流满面。麦扣可以接受房东看婴儿的照片，但无法接受她一边摸男人的照片一边流泪。他和房东分手了。
麦扣又回到了上海，因为他觉得既然中国最适合生活的城市还是会让他伤心，那不如还是住在上海，至少上海的工作机会比较多。
麦扣常去一家茶餐厅吃饭，然后认识了茶餐厅的一个女领班。女领班很善解人意，会在下雨天打电话问麦扣有没有带伞，会突然带着牛奶和三明治去麦扣那里，然后看着麦扣坐在床上吃早餐。
麦扣和女领班结婚了。结婚几个月后，女领班常常不回家睡觉，说店里要加班。麦扣在某天半夜去饭店，饭店已经打烊了，他在饭店的宿舍里找到了领班老婆，和一个男人睡在一起。麦扣和老婆，没人提离婚的事情，好像大家都不在意所谓的婚姻关系，各过各的就好。
突然有一天，两个警察来找麦扣。他们向麦扣出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的领班老婆。警察问：“这是你妻子吗?”麦扣拿过照片仔细看了看，点点头。警察问：“6月23日晚上你在哪里？”
麦扣从警察那里知道，他的领班老婆被人杀死了。
案子破了之后，警察特意打了电话给他，通报案情。和他分手后，老婆去郊区开了家洗脚房，某个夜晚，一个缺钱花的失业青年，假装成顾客，在留宿的时候杀死了她，抢走了一百三十块钱。挂了电话，麦扣怅然若失。
麦扣再也不愿去结识姑娘了。独身，才是我的宿命，他对香港老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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