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省里开残代会，同行的代表中有位和我一样有听力障碍的女子。当肢残人代表主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的弱点便暴露了——他们语速太快，口型也不是我熟悉的那类标准普通话口型，我木讷地坐在那里，根本接不上话。而她，却仍应对从容，交谈显得轻松愉快。
我问她怎么能看懂那么多不同的口型？她笑着摇摇头：“我不需要看口型，他们说话，我听得很清楚。”说着，她用手拨开右耳后的长发，一段黑色导线连着一块硬币大小的导体正固定在她耳廓后面。原来，她植入了电子耳蜗。
见我感兴趣，她慢慢地给我讲了她的康复故事。
她一岁多就因注射抗生素导致双耳失聪，之后，她配上助听器。但是随着成长，听力开始不明原因地日渐下降，到了12岁，佩戴最大功率的助听器，都没法听见了。束手无策的父亲只好带她去北京寻找康复的机会。
大夫如实告诉了他们植入电子耳蜗的利弊：如果手术成功，患者听力将大幅提高，接近正常。但安装电子耳蜗不仅费用昂贵，并且风险较大，万一失败，可能听力状况比手术前还糟。
没人敢保证手术是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手术失败，不仅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并且孩子原有的一点点听力也消失殆尽。很多家长考虑到孩子尚有微弱的残存听力，不敢冒那个险，犹豫再三，最终放弃了手术。唯有她的父亲顶着巨大的压力，签下了手术协议。
手术那天，她的父亲用笔在纸上写了一段话：“孩子，大夫给你打一针，你就睡吧，睡醒了，就能听到爸爸的声音了。”“真的吗？”她睁大了眼睛盯着父亲。看到父亲和站在一旁的大夫都肯定地冲她点点头，她高兴极了。
醒来后，睁眼就看到爸爸红肿着眼，正焦急地看着她。见她醒了，父亲连连叫着她的小名，她惊喜地答应着——她实在太高兴了，爸爸没骗她，果真是睡了一觉后，就听到了爸爸的声音。
靠着植入耳内的电子耳蜗，她像常人一样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她说自己很幸运，当时她的听力在同去咨询手术的那些孩子当中是最差的，父亲冒险选择给她做耳蜗植入术也是万不得已的决定——反正她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都已经是最坏的状况了，还能坏到哪儿去？
她的话，令我感慨。是啊，如果她还有残存的听力，她的父亲可能就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了，她的命运，可能也像我们这些中、重度的听障人一样，至今挣扎在难以与人正常沟通的苦恼中。
还有一位亲友，几年前在一家企业做文员。单位效益很差，但那是有编制的正式工作。只是工资太低了，他也一度考虑过辞职，却又舍不得，怕再也找不到这么轻松体面的工作，更怕以后成了社会上的“自由人”，失去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妻子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孩子还在上中学，他要是再没工作，这个家还怎么过呢？
但是，仿佛越怕什么，越易发生什么。单位改制，他们那个部门被公司精减下来，拿到一笔工龄买断金后，他成了没有单位的自由人。那一刻，他觉得天都塌了，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喝了两天闷酒后，决定豁出去了——用那笔买断金购进了一些器材，凭着他多年前在车间做电工的经验，做起了代销五金器材和埋线、走线的生意。
没想到，不到半年，他就收回了成本，生意好的时候，一天的收入能超过他当年在单位一个月的工资。尽管他比以前忙累多了，没了节假日，但物质和精神生活却比以前丰裕得多。现在，他和妻子正商量准备把房子换成大的，再买一辆私家车。
闲聊时，他说：“有些成功，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那次减员风波，我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开始创业。”我乐了：“不逼你一把，你就不会知道你原来可以这么优秀。”
人生，或许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当我们陷入最糟糕的状况时，肯定会生出伤感、烦恼、无助等灰色情绪，但是，理智地接受窘迫，积极行动起来，可能正是这个负极点，逼着你不得不改变思维和习惯，从一个崭新的开端出发，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找到另一种你之前不敢想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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