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上海一所大学听对外汉语教学的听力课。课上，老师要求学生听两个故事，然后回答问题。学生们来自世界各国，有美洲的，有欧洲的，也有亚洲的。这堂听力课的内容对我震动很大。
一个故事讲的是台湾某个卖烙饼起家的人，少年的时候给烙饼店打工送烙饼。他在羞辱中成长，咬牙吞掉羞辱和苦难，下决心自己将来开一个大的烙饼店，最终实现了梦想，成了“烙饼王”。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中国某个非常有钱的人怎样淘了“第一桶金”。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借了钱，买了很多东西，怎样倒卖，怎样辛苦，终于淘得第一桶金，后来成为亿万富翁。
这两个故事，一个讲“韩信胯下受辱”最终出人头地，一个讲怎样利用环境和他人出人头地。两个故事都讲出人头地，出人头地就是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挣了很多钱，成了有产业或有钱的人。
离开那间教室的时候，我纳闷那些外国学生在想什么，“成功就是有钱”这样赤裸裸的概念他们怎样接受。
这个教室里提倡的“成功”让我非常压抑，让我逃跑，让我意识到中国文化里恶劣的一面，势利眼的一面，我与这样的势利眼格格不入。
这堂课深入地刻在我的头脑里，触发了我对中国文化中迷恋“成功”的思考。几年来我一直想写这个小事，想谈谈中国文化对“成功”的专一的疯狂。其实我前半生都是听这样的故事长大的，所谓成功的故事却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深刻地、几乎是刺痛地感到中国社会的“拜成功狂”和“拜金狂”。
中国社会里，到处都是踌躇满志地要成功、要成为有地位的人。
两三年前看张爱玲的《小团圆》，里面说到主人公在乡下看戏，看戏里的人生，二美三美大团圆的金钱名利美女的成功，感叹说“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而“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坐在那里，我忍不住想，原来我跟张爱玲的感触一样啊。
我看那些成功的人也是只有地位却没有.生命的长度阔度，因为如果生命的，一点都集中到了“成功”上，集中到出人头地、比别人高一等的地位上，生命的长度阔度厚度呢？
出人头地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支柱之一。中国的儒家传统强调“光宗耀祖”和“出人头地”，要成为“人上人”，这成为中国传统儒生读书发奋的根本动力。美国华裔虎妈的教育方式也是这种思想的表达，是在美国的大发扬。我承认我很羡慕这种严格的教育方式，也许她的孩子真的能成为“人上人”，成为一个如她自己一样住着非常豪华的大房子的教授。但是，我不羡慕她的生活方式，无论她住怎样大的房子和开怎样豪华的车。
无论谁开着豪华的汽车和住着豪华的大房子，我都不羡慕。
如果全中国或美国的人，人人都要成“人上人”，谁会成为人下人呢？
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界很大，每个人的道路不是非此即彼相，推操的，不是别人在前面你就过不去了。
显然我的认识有偏差。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人们，你要是爬上去就得把别人挤下来。这种总觉得别人碍事的感觉在中国的“出人头地”的文化里非常显著，所以中国人才有对别人的本质的不信任。中国的诚信危机其实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产物，已经有几千年了。中国人不善于群体合作，中国人的“人心隔肚皮”是对谁都不相信，都是这种出人头地、总觉得别人碍事的产物。
也许是与这种文化对着干的叛逆思想，我喜欢宝哥哥。宝二哥对那些见天就谈上进成功的人离得比较远，还把那些人称为“禄蠹之人”。“蠹”这个宇很有意思，一大堆小虫子在石磨下爬来爬去，怪腻歪的，正是这种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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