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毕业的那一年住进了学校对面的城中村，叫毛坡。租了一户农民的二楼小房子，四方四正的一间，80块钱一个月，只一张小床，上厕所得下楼。就这，也住了好几户人。
我有两个邻居，一个男的，是工人，总穿蓝颜色的工作服，走路嗤嗤的，声响不大，缓慢得像个老人；另外一个邻居，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妈妈，带着个小孩子，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总看到她蹲在水龙头那里洗衣服洗床单。还有四个邻居，都住在二楼，离得不近，也没时间去注意。大家都那么忙，忙得见面都没时间笑。
老李那时候进了屋子连圈也转不过来，躺床上两只脚还得蜷起来。
他现在回忆起来还不忘挖苦：有咱家厕所大没？有没？
我就理直气壮地回：有！
那是我的第一个家，在繁华城市边缘的边缘。现在想想不觉得苦，可当时呀，老以为自己会崩溃。
我在西稍门附近上班，做图书，专门写诸如《性格决定命运》、《人生不设限》之类的东西，写得理屈词穷的，特没劲。八点上班，签到，六点下班，签退。我经常早晨六点多就要起床，趁着曙光，步行大约十分钟去村子附近的公交站牌，等一趟322。只有这一路公交车是开往西稍门的，很拥挤，人最多，有时候贴着门站，被司机师傅喊：让开点行不？别挡着后视镜啊！那些年还比较乖，不顶嘴，就照着他的要求往另外一个方向努力挣，低声跟身边的人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挺着身子坚持将近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单位。根本就没吃过什么早饭，每一回都慌慌张张，打着减肥的旗号遭践身体。
中午随便买些东西将就一下，有时候是一张饼，有时候是一个菜夹馍，有时候干脆下楼转一圈，再折回来，跟办公室的人说：吃得好饱。然后，趴在桌子上使劲睡，口水能流好几平方米。睡醒来了还恍惚得不行，头重脚轻，对着一沓资料发呆，没有计划，没有规划，没有野心，更谈不上梦想。
等到下午下班已经有点魂不附体，跳上322，堵的堵，停的停，到达时，天也黑得差不多了。摸着灯火走进村子，大学生们还在三五成群地吃吃喝喝着，一个个小店门庭若市。而我，得潜入所剩无几的菜市场，搜寻一点可以下饭的东西或者一只凉得差不多的馒头。
往往此时，就悲从中来。
这日子呀。
二
冬天时候，我搬去了离繁华地方近一点的政法大学对面的西崔村，租的房子大一些，在四楼，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卫生间，那时候感觉特别好。价格也高，两百一个月。不过，负担得起。
北方的冬天真的是冷，只能用电褥子，可电褥子能暖的地方不多，往往早上起床时，整张脸都冰透了，拿手一摸，感觉像是别人的一样麻木。就给自己出馊主意，买那种夹棉的门帘，横挂起来，挡住窗户，玻璃隔风不隔寒气，心想：我拉个厚窗帘，看你再来冻老子。
结果是收效甚微。太甚微了。
可是心理作用大，老觉得暖和一些了，就整天整天地拉着厚帘子，屋子里黑的呀。好在那会儿也不咋读书，手冷得舍不得放出来接受空气的洗礼。那个冬天有段时间好像挺有钱的，一得瑟就跑去华润万家买了个美的电暖器，整晚整晚地烧，也没多么暖，总比没有强很多，至少这张脸在每天早晨起来时能感到是自己的了。
城中村那些房东都挺黑的，人不坏，但特别贪小利。人来人往也多，不在乎租客的那点交情。他们靠电费赚钱，一度一块，明显高过统一价。所以，可想而知，我那个月的电费能吓死好几个人，不敢再用。
后来春天，暖了。周末的时候，我喜欢跑去房顶晒衣服晒被子，借着明媚的光，把自己一晒就是一个下午。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跑去村口那里，吃两块钱的臭豆腐，酣畅淋漓，再咝咝咝地吸着口水，把逛了几十遍的地摊再逛一遍。只逛不买，看看就好。
我也摆过地摊，从康复路批发来很多手链，铺在一张自己的大披肩上，坐在学校门口绿化带的水泥栏上，睁着一双眼巴巴的眼盯着每一个从政法大学走出来的大学生，希望他们能喜欢我的东西，能光顾最好。第一个下午什么也没卖出去。我跟老李嘀咕：是不是定价太高了？要不要降一点点？老李看我一眼：难不成白送吗？后来不卖了，全部收起来装袋子里，来了朋友就送，这一个那一个到最后都拿完了。
有一个邻居，我喊他浩哥，是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了好几年，就住在我楼下。他信耶稣，平时并不见上班，倒是每天早晨跟很多其他的租客一起念一些基督教的东西。我往往就在他们的歌唱中醒来，心里是各种愤愤不平。浩哥挺文艺的，遗憾的是女人气挺重。他总是特别穷，隔三差五借二三十块钱，过几天又还。
还住着小杨哥，是技术宅，在西高新上班，房间里堆满各种电脑部件，眼镜跟酒瓶底一样厚，看得人眼花缭乱。他瘦高瘦高，背微微弯，很正经，连女朋友都没谈，自己过得特别节省。我后来听浩哥八卦，隐约得知小杨哥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要承担的，比我们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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