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当年是个摇滚迷。他有满满一抽屉的摇滚磁带，一把栗红色的吉他。有一年暑假他从市里回来时，穿一件黑色文化衫，上面印着一个外国人头像，戴红星贝雷帽，表情严肃。我们觉得真难看，我哥天天穿着它，舍不得脱下来洗。那时的他，又高又瘦，微驼着背，一脸深刻痛苦的表情，真是酷啊。
据说摇滚代表人类的愤怒。
我哥是有理由愤怒的。都说天道酬勤，也不尽然。我哥学习十分刻苦，他的台灯，从来都是半夜12点灭，又在早晨5点钟亮起，眼皮一扒就开始背书。我疑心他的高度近视眼，就是天天一起床就看书，不洗脸，硬瞅的。
我哥这样苦读，高考分数也只够上市里的技校。当然，那个时候考上大专就可以请街坊喝酒了。我妈说，我儿考不上大学，我不怪他，他尽力了。
毕业后我哥进了一家国企，没几年，被一家大型外企全盘收购，24小时机器不歇，人不歇，三班倒。外企墙上贴着标语：如果你不能奉献智慧，那么请你奉献汗水。
我一度以为，我哥从晚上10点到凌晨6点，在操作台前是坐着的。去年有次闲聊，他笑道，哪里能够坐着呢？是站着的。他那样平淡的语气，好像这么站一夜，年复一年的，是不足为怪的一件事。
这个工作我哥干了八年。愚公移山一样，房贷一月月的，快还完了，侄女成绩优秀，一解我哥当年苦读之囧。所以当我哥兴奋地宣布他准备跳槽的时候，得到我们的一致支持——没日没夜这些年，他说自己想有个新的人生规划了。
事情缘于过年时的一次同学聚会。有个当年成绩差得一塌糊涂的同学发迹了，在讲了一遍自己传奇的奋斗史后，他捏着酒杯搂着我哥肩膀说，到我这来一句话！我哥当了真，年后就辞职了。
醉话怎么可以当真呢？事实上对于没有特长的我哥来说，不那么容易安排岗位。
我哥在其后半年里，基本闲在家里。我们一开始想，到哪里也有一碗饭吃，但是找了几个事都没做长久。突然没了收入，积蓄一点点掏空了，我哥家里天天鸡飞狗跳，侄女考试也发挥失常……事情层出不穷，直到我哥终于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这个新工作，薪水微薄，却很清闲，干两天休一天。我们都很知足，累了这些年，也能轻松一下了。至于钱的问题，我和弟弟自给之外，略有余力可作贴补。说起这些话，是在端午。全家团聚，饭毕我们兄妹几个在小院里闲聊，这样宽慰着我哥。
夜色里，看不清我哥的脸。他本就寡言，近来话更少了。只看见他勾着头，站在葡萄架下，烟头一明一灭。
端午一过，天说热就热了。走在树荫下，也觉热浪袭人。城市大搞建设，路边正在挖天然气管道。几个戴黄头盔的工人在施工，半天的功夫，已挖了一大堆泥，高高地堆到路边。
我下班时踮着脚走过，突然看见积着水的管道里，那个又高又瘦，长筒靴踩在黄泥浆里，眼镜顺着汗水快滑到鼻尖的工人，不是我哥么？算算正好是他的休息日。我没有喊他，嗓子眼被堵上了。阳光这样白亮灼人，眼前一片模糊……
我哥从小到大，一直很努力，不偷懒，不贪心，很呆板，很笨拙。生活于他而言，从来没有一点偷闲取巧的可能。
这样的人，在这世上占了沉默的大多数。现实乏善可陈，幸而有人间乐趣种种。有人嗜烟，哪怕一包红梅；有人好酒，哪怕一瓶二锅头；有人摸着牌可以不眠不休。这些都是快乐，真实的快乐。
而我哥，在埋头死扛之外，何以解忧？说来奢侈，仍是他那一抽屉听旧了的磁带，他那把已经磨破的老吉他。他仍然酷爱的切·格瓦拉，睁着一双倔强的眼睛，据说那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坚韧。人的坚韧，是一丛鲜花，在瓦砾里也能骄傲地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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