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崔健在草莓音乐节的舞台上，嘶哑着嗓子问台下的观众：“你们年轻吗？你们还有梦吗？”
有些70后的死忠趴在第一排，喊得热泪盈眶：“我们有梦！”
崔健真的老了。摄像头把他脸上的褶子、稀疏的头发捕捉得一览无余，同样老去的还有他的那帮老战友们，20世纪90年代和他一起唱《红旗下的蛋》《一块红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无所有》《花房姑娘》的乐队，那是几个已组家室，曾经放肆叛逆、红遍天南海北的中年男人。
有人扛了红旗，走上了舞台，舞台上旌旗飘扬，松烟把老男人们的眼神照得格外血性，大家跟随崔健的手势呐喊、冲撞……身旁的90后姑娘捅捅我：“为什么你们那么激动？为什么他们的歌曲我一首都没听过呢？”
我该怎么对她解释这代70后80后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和致敬呢？
我说：“听下去吧，那是一个还用着红暖瓶，大街上唱着《九妹》，没那么多的车，小贩的吆喝也像一首摇滚诗歌的时代。”
唱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示意乐队住了声。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场内外寂静如旷野，崔健还是戴着他标志性的鸭舌帽，就像那代玩摇滚的人头上都别着一顶看不见的紧箍咒。崔健说：“你们知道吗？那时不让我们搞乐队，不让一群人扎堆。我们就租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偷偷地排练。人群站满了。没椅子坐，就蹲地上。站到了大街外……警察来抓人，叫我们都把手反背到头顶上，和犯人一样靠墙角蹲着，枪眼子就对着这些年轻人。”
“可是他们的眼神里有梦！那是亮闪闪的执拗的有梦的眼神。”
“就像这样……”崔健缓缓下蹲。手反绞到头顶上，“像这样蹲在阴影里……”
“你们想站起来吗？”崔健的声音庄严得像审判官，从遥远的地底传来，“你们想站起来吗？”
人群沸腾了。他们学着崔健蹲在了土地上。冰凉的土地渗着隔夜的雾霜。从脚底板爬起冷意。
“像这样，站起来！”人群肃静了几分钟，大地似在下沉，树叶静止在风里，随着崔健从台上缓缓站起，音乐响起。
所有人都兴奋地蹦起来了！蹦向了天空！
“如果你不蹲一次。你永远不知道这次站起来——对你这么重要。”崔健最后的一句话。
二
80后们都不再爱听周杰伦了，尽管80后都曾学过周董含糊不清的唱腔，偷偷有过耍几下双节棍的念头，在高中的聚会上，K过周杰伦的三两首歌曲。
他们渐渐开始听陈奕迅、李志……听国外的冷门音乐，听那些爱恨离别、死亡终极……
我曾经喜欢过Eminem、丁薇、朱哲琴、Lube，我疯狂地迷恋过阿杜。那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
“风若停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心若破了你要怎么赔……”
后来我开始受伤，开始愤恨，我听《自杀是没有痛苦的》，lady-bird里女声绝望地喊：“Help me！Help me！”我听死亡金属、电子乐、流浪民谣、怀念青春的、记载青春的，耳膜被击得生疼。只要能让自己变抑郁，我就可以把自己的世界与窗外的世界隔开。我需要一辆坚固的金属战车，碾压着我的情绪，我不再幻想，就不会再受伤。
只要能抓住青春的一张纸屑，我都会在夜晚伤感得泪流满面。那是怎样迷茫不安的年纪呢？
有一阵子，我在马路上走，当时我也没上班，做着自由撰稿人，车子把我阴戾的脸扑得一脸浮土，夜晚就坐在商场门，口的台阶上看一群群乌泱泱的人，面如土灰地从城市各角涌来，或像一堆击碎的芝麻似的掉下拥挤的公交车。我到了青岛，到了成都，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地。我曾经在成都的一家酒吧里，和一群年轻人在“六一”这天穿着海魂衫、红领巾，吃咪咪虾条、口红糖，手拉手地唱《娃哈哈》《黑猫警长》《让我们荡起双桨》《蓝精灵》，手臂上贴着《大力水手》《小邋遢》《鼹鼠兄弟》的贴纸。
我真以为，青春就这样过去了。告别了校园里的梧桐树和白裙子，在许巍的《那一年》里，迷茫地夹着公文夹，在十字路口奋力狂奔，只为了追上上班的公交车，像我写过的第一篇小说里描述的——青春像洗过脸的水，呼啦一下泼在脚底下，蒸发在空气里……
三
我喜欢过一个吉他手，我第一次见他，他正坐在琴行里弹《我要飞得更高》，他的声线迷人，长得也很像超载乐队的高旗，十八九岁留着长发，眼神像豹子似的反叛。我们把音响提到二楼的阳台上，打架子鼓。震得一条街的人都仰头看我们。我们承诺永不分开。他握着我的手指，教我弹他新写的歌曲。
他曾参加过摇滚乐队比赛，拿过奖，但在去北京参加决赛的时候，因为另一支乐队更有背景，他们被撤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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