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面试，我和同学乔偶遇，听说了她的经历。
我们高中同班，高考时，乔因数分之差与大学绝缘。接下来两年，她就读于本市最著名中学的复读班，一考再考，终于在第三次冲击时，过了本科线十多分。令人遗憾的是，填报志愿时，乔出了些差错。
领到录取通知书，她大吃一惊，却已无力挽回——她被省内一所师范专科院校录取，虽然是她喜欢的英语专业，但本科分数上了大专，她心有不甘，“是一路哭着去上学的”。
那天的面试，乔发挥得不好。自我介绍罢，招聘方提问，为何简历中没有专业四级证书的复印件？她吞吐着，略带羞惭：“没过”，招聘的主考官眉毛一扬，扬得是个应聘者都会感到挫败。
十五分钟的试讲，乔紧张得口误了几次。说到一个知识点，她先陈述，过了几秒，又推翻之前的说法。不用等最后结果，看主考官的表情，乔就知道这次应聘没戏，但她说：“全都是本科生，我一个大专生，本来也不抱什么希望。”
未待全场招聘完，她便走了，“都怪那年……如果不是……”我和周围好几个旁听她遭遇的人目送她，并由衷地为她曾错失的感到惋惜。
辗转，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她的消息。
原来，“一路哭着去上学”后，乔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平静，确切地说，从未平静；一开始，在师专，她因是第一名进校而备受关注，但失望、愤怒及“为什么是我”的想不通，让她倾诉成瘾，向同学、师长，在饭馆、酒吧。
许是找到发泄渠道，更许是发现自己新的“闪光点”，渐渐地，人们更多见她在饭局，而不是课堂，“她是我见过酒量最大的女生”，“别人”说，“乔一个人能喝六个‘小二’，打通关打得男生全趴下”。
学习近乎放弃，“看到专业书，就会想，我原本该待的地方不是这儿”，乔总这么说。有人劝她通过考研改变命运，被她发火顶回去，大专得工作两年才能考。而“如果不是……我就能……”总之，关于学业，自那年夏天被强行打了折后，乔就自动按了停止键。
我想起乔，在若干年后。
老邻居来访，提及不成器的儿子，东。
小时候，东是我们同情并艳羡的对象，幼时一场高烧的延误治疗，他失去了健康的左腿，于是，父母给了他诸多同龄人所没有的特权：零花钱最多，分数要求很低，无缘无故发脾气不被责罚，反倒会被一直哄到开心……
而今，东已过而立之年，尚在家啃老。
做父母的不是没为他想过出路，可让他学电器修理，他半途而废；为他开了个小书店，一周总有三四天不开张——他要打麻将、玩游戏、睡懒觉、见朋友。
“从小可怜他不像别的孩子”，老邻居叹息，“宠着他、惯着他，倒把他弄成了老大难。”“都怪我这条腿”，一不顺，东就发火，最近一次发火，是恋爱受挫，于是，他逼父母出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就不会有人嫌弃我的腿”。
多年来，那条腿诚然是东的遭遇，也早成了他的借口。他的人生被腿偷走，腿是他偷懒的理由。他躲在里面，所有的失败、不得志、不努力都变得情有可原，一如乔的学历事件，从此可以正当而悲情地裹足不前。
我将此意委婉地向老邻居表达。“是啊，如果不是东的腿，我就能像对正常孩子一样严格要求他。”“都怪他小时候发烧，我们疏于照顾……”老邻居又从头说起，不知不觉他在重复乔和东的思维。
那些遭遇，值得同情，确实不公，可那些遭遇，一样有它们的遭遇吧——人们借题发挥、偷换概念，将所有错误归结于它，不负责、不承担，哪怕自己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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