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20圈，大约2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1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15名，他看见前10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2年他跑了第4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3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3年他跑了第7名，橱窗里挂前6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4年他跑了第3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1名的照片。第5年他跑了第1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1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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