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专栏作家马克西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中曾经将出生在19世纪的14位美国富豪的出生年份排了一个表：
约翰·D.洛克菲勒，1839。
安德鲁·卡内基，1835。
费雷德里克·韦尔豪泽，1834。
杰·古尔德，1836。
马歇尔·菲尔德，1834。
乔治·F.贝克，1840。
海蒂·葛琳，1834。
詹姆斯·G.菲尔，1831。
亨利·H.罗格斯，1840。
J.P.摩根，1837。
奥利弗·H.佩恩，1839。
乔治·普尔曼，1831。
彼得·韦尔登，1834。
菲利普·阿默尔，1832。
格拉德威尔对这些年份提出的问题是：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仔细想想，答案就一目了然了。1860年代和1870年代，正是历史上经济发生最大变革的时代。铁路正在兴建，华尔街开始繁荣，制造业正蓬勃发展，传统的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经济体制开始建设——这些因素对他们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当经济正发生变革的时候，如果你刚好20多岁，又能准确把握机遇，那么成功就近在眼前了。如果你出生在1840年代之后，那你就错过了机会，因为那时你的年龄太小，无法掌握稍纵即逝的机遇；如果你出生在1820年代，你的年龄又太大了，你的思维已经老化，观念还停留在南北战争之前；只有1830年代的9个年头才是‘一个奇特的黄金年代’。”
在那些傲人的中国企业家们身上，同样有规律可循。
王石，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93年专注于住宅房地产业。万科公司从大城市的市郊起家，为那些无缘福利分房的公司白领提供价格合适的住房。
宗庆后，1989年从校办工厂起步，以强大的对二三线城市以及村镇市场的渠道把握能力而成就庞大的饮料、食品帝国。
郭广昌，1992年创业，其最初产品是乙型肝炎诊断试剂——在1989年的上海甲肝大流行之后，这个产品得到了广泛关注。
刘积仁，1991年创业，与日本阿尔派株式会社合作研发汽车软件，在计算机软件业在全球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行业。
马云，1991年开始创业，1995年的时候创办中国黄页，进入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行业。
潘石屹，1987年参与万通创业，1995年建立SOHO中国，其开发的公寓型产品成为北京小企业创业的首选。
李书福，1984年开始在浙江办厂，1995年成立吉利集团，涉足汽车生产。
柳传志，1984年创办联想，在1990年代的计算机普及热中，以提供超低价的品牌机而成为国内最大的品牌电脑提供商。
……
如果我们同样从这群人身上总结规律，会发现这些成功的创业者都在1984年到1993年之间开始创业。1984年是改革开放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开始，1992年和1993年则显然受益于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带来的一轮下海经商热。而他们大部分在1995年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可能就很难抓住1998年的新一轮开放和2001年WTO的机会。我们看到的这些企业家们，显然普遍从一开始就瞄准了提供最基础的产品和服务——给那些越来越具备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1835年一代——在美国企业史中，除了建立自己的巨大财富帝国，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经历风云变幻的同时，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过渡。他们创造了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某种意义上也塑造了美国的独特性格。
而中国企业家，我们姑且依据他们创办企业的年代而将他们视为同一代人，现在正企图成为完成中国向一个现代国家过渡的性格塑造者，他们的倾诉欲来自于此，他们希望所有人了解他们，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价值和意义。
在英国，胡葆森以他19年的中国足球俱乐部赞助者身份表达了自己的诸多困惑，台下的英超联盟CEO理查德·斯库达摩尔的回应甚至连安慰都算不上。他说：“我们的足球管理差不多是在19世纪60年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因为对足球的兴趣才形成了协会，从来没有政府的参与。看来我们的起点很不同。”
起点的确不同。胡葆森和中国企业家这一群人在做着1835年一代美国企业家们做过的事。1835年一代在经历了他们的辉煌事业之后，经历了时代的淘洗，最终厘清了企业与政府各自的边界，明确了企业家何为，一个以企业为核心的社会如何运转。随着那一代的天才代表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分拆、JP摩根金融权力被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所剥夺，也随着他们的逐渐衰老、淡出，1835年一代最终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而中国的企业家们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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