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铃响，复旦大学古典诗词导读的课堂里挤进来一个男生，背着双肩包，找到教室中间的一块台阶坐了下来，拿出一个厚本子放在膝盖上，腰杆笔直。
在这个课堂上，他的身影并不陌生，每节课准时出现，一节不落。从哲学系张汝伦老师、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到管理学院谢百三老师，只要在校内很“火”的课堂上，一定能看到他。
他叫樊羽，原是深圳某大学的本科生，18岁决定休学到复旦旁听。两年间，从复旦到北大，他以“游学”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本科教育。
我怕学习热情会消失
两年前，樊羽考入了自己的大学，专业与金融相关。他的数学底子不好，被调剂去学数理统计，有些头痛。咨询了学长学姐的经验，发现在这里读到毕业，工作后的薪水扣除深圳生活的高成本以后，所剩无几。考虑到未来的生活，他的厌学之心更重了。
“最可怕的是上了大半学期课以后，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想学习了。上课和考试都可以敷衍，看不到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热情慢慢没有了。人应该是要学到老的，但是如果现在就觉得学习是件痛苦的事，那毕业以后肯定也不会自己找书去读了。”
看着室友打游戏，坐在课堂上发呆，时间匆匆而逝，他想逃走。在上海转过一圈后，他决定来复旦旁听。当被问及决定时是否纠结过，他说，“没有纠结，你觉得别人为什么会纠结?”
樊羽的小学和初中同学知道他的选择后，一点也不诧异，觉得这就是他能做出来的事。
小学五六年级，每次老师提问，如果大部分同学都会选A，只有两三个选B，他一定是那两三个之一，“错的那两三个，是我；对的那两三个，也是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真的就那么想的。”
从小爸妈对他的教育相对自由，几乎每个假期他都不会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记得有一年放假，他想起家里来过一个叔叔，住在他没去的城市，就跟爸爸请示自己去他家玩，后来联系了一下，就去了。
能出来“游学”，樊羽最感谢的人就是父母，他们在经济上支持他，容许他走自己想走的路。虽然妈妈始终有些担心，但爸爸和姐姐坚决支持，“男孩子就是应该出去闯闯，见见世面。”
只听名师的课
在上海和北京，他都租房住在学校附近，600块每月，但是北京条件更差些，三四个人挤在15平米的隔间里——虽然家庭条件还可以，但樊羽每月的生活费控制在1500元左右，和普通在校大学生差不多。
初到上海，他只认识姐姐在复旦读研的大学同学，她推荐了哲学系名师张汝伦教授的课，“一听，真的很好”，接下来从《国学概论》到《四书精读》，他连着听了张老师三学期的课。
像这样听一个老师的课两学期以上，在樊羽的课表中并非独此一例。还有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和哲学系王德峰老师，前者讲古典诗词和魏晋风度，后者讲哲学导读和大学精神，樊羽听得很投入，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在复旦，长期旁听的人大都会对人文学科某些老师的精彩授课有无穷的兴趣。樊羽在课堂上会经常遇到另一个旁听生董健，他从复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工作几年后，辞职回来旁听，只学历史、地理、中文等人文学科的课，到现在已旁听多年，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埃及旅行。
旁听生们在逃离了功利主义的学分等土壤后，希望在人文名师的课堂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沉淀和满足。这些极少数主动求学的“游学”者，作为一种提醒的力量，给校园内为了文凭奔波的大多数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冲击和反思。
从复旦到北大，都有很多知道他经历后愿意帮助他的学生，“他们觉得，嗯……用他们的词，是‘羡慕’。”
在朋友的推荐下，樊羽不断充实着自己的课表。哲学、中文、历史、经济、管理、政治……什么专业的课他都有兴趣去听，只要老师讲得好。每学期，他固定去听的课程有10门之多，还有六七门偶尔去听，连双休日都排满。两年下来，如果算学分，他已经可以本科毕业了。
同时，他也积极地去参加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各种活动和讲座，业余时间排得很满。到北大后也依然如故，参加社团活动，饱览北大百年讲堂的话剧和音乐会，临走的时候，手里还刚买了孟京辉的话剧票。
当然，“旁听”他也有自己的重点。
到北京后，樊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哲学、国际政治和企业管理上。“我喜欢学企业管理，因为觉得这个最实在，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自己去实践；而且我家是做生意的，这样也可以帮到家里。”
他也喜欢听人民大学管理学院包政老师的课，他被誉为经管类咨询师第一人，MBA的学生都抢选他的课。包老师讲课风格深入浅出，让始终对管理感兴趣的樊羽颇为受益。
旁听生的江湖
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至今，旁听生就是北大校园内的一个常见群体。任继愈先生曾这样回忆老北大的旁听生，“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老北大旁听生的名气甚至不在正规生之下，比如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冯雪峰、柔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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