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似乎是梁家的传统。整个20世纪，梁氏三代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拯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城市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拯救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三代人各自投身的事业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似乎注定都不能成功——起码暂时看不到成功。这不能不叫人为之感叹。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梁家三代人的独特经历，也许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悲壮”。这种悲壮的执著，也许正是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立世之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
为创办“自然之友”净身出户
大约是1995年冬天，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在北大搞了一个讲座。那天下着大雪，待会长梁从诫与理事梁晓燕等人赶到教室，却发现只来了五六个学生。在这种略带尴尬的气氛里，梁从诫还是兴致很高地把讲座做完了。“他的演讲并不是那种特有激情的，但是语重心长，和那几个学生的互动很好。”梁晓燕回忆。讲座完了，他们推着自行车走在雪后的北大，梁先生忽然说，以后我们的事业，可能就会是这样。
在这个环境异常脆弱的国家，梁从诫无疑是一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有人评价，他的离世，代表着中国环保一个时代的结束。1994年3月，梁从诫创办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此之前，他辞掉了一切身份，包括公职。他义无反顾，净身出户。结果，退休了没有退休金，生病了也没有医疗保险。然而，他的身体力行却唤醒了更多的人加入“自然之友”，短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一小群人的行动现如今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尽管人们在提起他时，总是习惯性地加上“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的头衔，然而他种种“寒酸”的行为与这显赫的家世显然不太协调。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在用过的废纸上，事先剪成一小叠，做成“名片”。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勺子、筷子。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
“自然之友”副会长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梁从诫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有一次，他甚至被会场的门卫拦住：“你给谁报到？”“我自己！”门卫不信，直到梁从诫掏出委员证，对方才放他进入。
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箱是梁从诫的朋友淘汰下来的。黑色的沙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椅子套则是工作人员在家里缝好带来的。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清醒的人总是孤独的
梁从诫明白，环保主义者光做到“身体力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有策略去影响他人。然而，十几年中，人们常常看见梁从诫单薄而无奈的身影，在一个工业发展狂飙突进的国度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可他依然坚持着，淡然而从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梁从诫就经常在国家机关、大学和社会机构进行演讲。他甚至感召了一名在五道口服装批发市场摆摊的小伙子。这个染着金发、崇拜切·格瓦拉的年轻人，每天收摊时，总会穿梭于市场的各个角落，捡拾废弃的塑料袋。
然而，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在许多场合，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一段时间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梁从诫，总是这样一个老头：执拗、脾气火暴，不撞南墙不回头。
他曾被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又有一次，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
在川西一个小县城里，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放大嗓门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
然而与外界给予的高度评价相比，梁从诫内心一直有着深深的挫败感。“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他私下不止一次跟友人感叹。
环保先行者的“无奈”
有感于败多胜少，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梁从诫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自然之友”开始受到足够的重视。一次，在全国人大有关环境立法的会议上，作为唯一一家被邀请的NGO(非政府组织)，邀请信的抬头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
然而，从2003年起，朋友们渐渐发现，梁从诫变得沉默了。曾经爱说话、情绪活跃的他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之中，甚至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
他开始拒绝一切公开的宣传方式，不参加公开的签名活动。在NGO年检的时候，这名“勇敢的抗争者”甚至一度感受到生存的危险。他成了某些官员眼里的“危险人物”。
“爱国的反对派”，这是梁从诫对自己的定位。“那是说，这些人老有意见，但他们不是野心家，不是敌对分子，他们在根本上是为国家好、为民族好的。”
此后，他严格将“自然之友”的工作集中在“没有政治风险”的环境教育方面。除了演讲、培训班，梁从诫还买入中国第一辆环境教育教学车“羚羊车”，派志愿者去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分发资料、开展环境教育。
不断有人质疑：梁从诫只将矛头对准环境教育，而不去关注环境污染，是不是“懦弱者的表现”。甚至，一些“自然之友”的元老级会员，为此黯然离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梁从诫只能独对友人落泪。
有人评价，很大程度上，梁从诫是利用他的家族名望促进了“自然之友”的发展、壮大。然而，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都知道，其实，梁从诫十分抗拒贴上“名门之后”的标签。每有学校请他演讲，打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横幅，立即都会被他拿下。他跟人解释：“我都70多岁了，每次一介绍，我还是别人的儿子，甚至孙子，我不喜欢。”
“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一次专访中，梁从诫认真地说，“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梁从诫后来对朋友说，“我没有什么专业，也不是什么专家，我就是一个想干点事情的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他夫人方晶说，“梁从诫问我，‘你看到一个玻璃杯搁在桌边，大半个杯身露在外面，你会不会伸手把它往里推一推？’所以，（他转向环保）是非常自然的。”
他经常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和陌生的来访者交流关于环境、社会的看法。这些来访者里，有拿着网兜的家庭主妇、穿着文化衫的大学生、戴着眼镜的退休教师，当然，也有卷着裤腿的农民。
在一些朋友眼里，梁从诫始终怀念着远去的那个时代。他曾和友人一起探访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故居，看到颓败的院墙、拥挤的大杂院，忍不住落下眼泪。他指着一棵残败的马樱花树，默默吟起《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那是他的母亲林徽因送给新生儿子梁从诫的诗歌。
当有人无意提起梁思成故居被拆毁的消息，这个78岁老人的眼里，忽然泛起些许泪光，只是已经不能言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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